历史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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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回顾一下欧洲大陆的另一个代表国家“德国”的政治制度现代化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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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全球,有十大着名的外交家。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假如排第二,那绝对没人敢排第一。 第一:周恩来 周恩来,字翔宇,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

1913年出版了一本名为《1913》的书。在书中的最后一章,恩斯特·特勒尔一语成谶地写道:这是我们大家熟知的老故事,人们一直称之为进步,后来又叫它颓废,今天的人们则乐意在这故事中看到对一种新的理想主义的准备。社会改革者、哲学家、神学家、商人、神经科医生、历史学家都在这给理想主义做标记。可是他还没到来。1913年的人们热切地幻想一个理性的、色彩斑斓的世界,却迎来的是萨拉热窝的枪声与沙皇俄国的战争动员,最终走向失序与溃败。

同法国一样,德国的政治现代化之路也是各类“形而上”政治哲学思想的又一片试验田,甚至比法国走地更远更极端,时间也更长。与英国进行比较,德国的近代史更清晰地体现出了传统国家政治转型中必需得到解决的政治哲学核心问题之一:国家与个人的关系

《1848:革命之年》, [美]迈克·拉波特着,郭东波、杜利敏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496页,92.00元

纵观全球,有十大着名的外交家。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假如排第二,那绝对没人敢排第一。

十九世纪的欧洲是十九世纪全世界的中心,而它的遗产至今仍在影响着今天的我们。教科书上的十九世纪是启蒙与革命带来的科学的进步、理性的昌明、新的精英知识分子登场与民族国家的崛起。然而线性历史却无法使我们体认那个“美好时代”的温情脉脉与背后的焦虑——当受过良好教育、并试图获得更多权利的中产阶级与垂死的旧贵族同时陷入了阶级身份的焦灼与民族主义的狂热时,毁灭的种子早已暗暗埋下。我们或许无法与时代中人有设身处地的感受,却可以在施尼茨勒的小说、拉威尔的音乐、康定斯基的绘画中触摸到那个摇摇欲坠却依然歌舞升平的世界。

具体而言,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与个人权利之间关系的理念选择:到底是个人高于国家还是国家高于个人(先有国家还是先有个人)。在德国,这个问题又融入了日尔曼民族主义等一些相对次要的问题,以至于它纠缠了德国100多年、打了两场世界大战后才得以彻底解决。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德国兜了这么大一个圈子,最后还是在美国人的帮助下接受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价值观,建立起了“以人为本”(而不是传统的“以国为本”)的制度,才真正地达到政治现代化

十九世纪中期,从法兰西到奥地利帝国的东部边境,从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到意大利的西西里,到处都出现了反抗专制、要求自由以及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抗争,历时两年之久。这便是1848年革命。从欧洲范围来看,这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1917年俄国革命前欧洲规模最大的革命运动。然而,相比这两场革命,学术界对1848年革命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场世纪中的革命一直遭到冷遇。事实上,从欧洲近代的历史进程来看,1848年革命的历史意义非同寻常。

第一:周恩来

2018年年底,中信出版社出版了“企鹅欧洲史”系列,英国剑桥大学沃尔森学院院长、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所著的《竞逐权力:1815-1914》全景式地为我们展示了十九世纪欧洲的文明与滑落。所谓“竞逐权力”并不仅仅指欧洲列强纵横捭阖的霸权斗争,还意味着阶级的更迭、旧权威的被挑战、新的政治理念的登堂入室。这个世界在旧制度的落幕中登场,新的世界则在它的阴影中慢慢生成。

政治意义上的“德国”这个词实际上是个较为晚近的概念。原本只有“德意志”民族这个词,用来表示东法兰克帝国境内居住的各个部族(后来又形成了多个邦国、公国),一直到后来19世纪普鲁士统一德国后,德国才被称为“德国”。而在此之前,德国较为正式的前身应当算是由N多个邦国组成的神圣罗马帝国(即希特勒所说的“第一帝国”),领头者是德意志民族中最强大的奥地利。但实际上它既不神圣,也不包含罗马,更谈不上是个帝国,而只是个较为松散的以奥地利为首的联盟。后来随着拿破仑崛起,神圣罗马帝国被成员们给解散了,当时的帝国皇帝也退回奥地利国王的位置

首先,它是第一次席卷大部分欧洲地区的革命。在1848年巴黎二月革命之后,这场革命的风暴迅速向周围传播,特别是在中南欧,随后成为了革命的主战场,例如中欧的维也纳、柏林,南欧的米兰、威尼斯、罗马、巴勒莫,奥地利帝国边境的雅西、布拉日、布加勒斯特,欧洲很多重要的城市纷纷爆发革命或起义,并且向周围的乡村蔓延。与法国大革命通过军队将革命传播到欧洲各地不同,这些地区的民众在受到二月革命的鼓舞之后,自发地爆发了革命。

周恩来,字翔宇,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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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初期,德意志各诸侯中的普鲁士开始崛起了,虽然在与拿破仑打仗时曾吃过大败仗,但最终还是作为欧洲反法联盟的主力而取得了最终胜利,于是正式成为欧洲列强之一。当时德意志各诸侯之中,当属奥地利和普鲁士最为强大,而两者相比之下奥地利更强,但两者都想统一整个德意志民族(而不再是神圣罗马帝国那样的联盟),于是互相之间竞争激烈。两者的统一计划略有不同,奥地利目标是整合所有德意志民族国家,而普鲁士的统一方案中则不包括奥地利在内(因为这样普鲁士就可以在剩下的成员中成为大哥了)。在实践中,霍亨索伦家族统治下的普鲁士的方案占据了上风,1834年普鲁士在德意志地区建立了德意志关税同盟,除了奥地利和汉堡外都加入其中,而普鲁士自然是老大。这为普鲁士日后统一德国奠定了基础。1861年霍亨索伦家族的威廉一世即位,一年后著名的铁血宰相卑斯麦也上台执政。这时候的普鲁士已经开始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在欧洲大陆与多个国家(包括德意志本民族的邦国)打了几张,最终在1871年用铁和血统一了德国(但不含奥地利),史称“第二帝国”

就空间的意义上来说,1848年革命才是一场真正欧洲范围的革命。各地不仅在相近的时间发生革命,而且革命爆发的背景、革命的目标和发展进程都大致相似。从背景上说,革命前整个欧洲都处在维也纳体系建立起来的保守秩序之中,各地人民都在经受农业和工业危机带来灾难,并且质疑君主制政府处理社会危机和政治问题的能力。就目标而言,各国自由派都期望看到政治改革,希望实行宪政,赋予公民有限的选举权,建立起立宪君主统治体制;当然一些地区的激进派则希望建立共和制,实现基本的男性普选,实现自由。在革命的初期,由于各个社会阶层、政治派系的联合,保守秩序迅速瓦解,制宪议会纷纷建立。但在经历短期的成功之后,革命者在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如何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如何解决社会上普遍的贫困这些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寻求与保守势力联合恢复秩序,激进派则尝试动员底层要求进一步革命。最终,在1848年革命最初被赶下台的当局在一两年内纷纷迅速重新夺回其统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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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德国的封建专制传统悠久,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特征就是普鲁士的容克贵族阶层。容克在普鲁士尚未崛起时就一直控制着德国的农民和农村经济(主要是易北河以东一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在19世纪初又渐渐开始转型,成为了容克资产阶级。而唯一不变的是他们对普鲁士王朝政治权力的控制,当时普鲁士内大小政治及军事官阶都是容克贵族们持有,其政治保守性和封闭性远超过现代化已久的英国和经历了大革命、摆脱了封建王朝的法国。从这一点来说,德国在近代走过的路与其邻国法国已经有了巨大的分野,德国并没有走入法国那种平民直接参与政治的“群众普力夺”之中,相反,德国的原统治阶级在资本主义兴起后依然牢牢地掌握了权力(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而且能够迎合经济大趋势的变化(资本主义的兴起)及时改变自身的统治模式,在这一点上,容克阶层与法国大革命时代的虚弱且完全寄生性质的路易十六和法国贵族们有着本质区别

最初,1848年欧洲的革命者并没有设想并组织起一场全欧洲范围内的革命,但革命在一个国家率先爆发后,便迅速蔓延扩展成为了一场整体性的革命。各地的革命者之间相互联系,彼此呼应,各国的空间都成了革命的策源地。例如巴黎的二月革命掀起了革命的风潮,随后维也纳的三月革命爆发,导致欧洲保守秩序的缔造者,奥地利帝国首相梅特出逃,同时,帝国统治下的意大利地区、匈牙利、捷克等地区相继爆发革命。在革命浪潮的席卷下,各国的革命者团结一致,互相 支持,例如德意志、波兰的革命者到革命之都巴黎寻求帮助;法兰克福议会的议员认为帮助波兰复国是他们光荣的任务;德意志共和派在柏林召集人民大会时,宣传海报表示会上将有德语、英语和法语的演讲,并分别用这三种语言赞颂了共和制。维也纳的革命者被围困时,尝试向匈牙利军队寻求帮助。革命中的威尼斯与匈牙利选择结盟,共同对付奥地利帝国的军队。但相比革命者之间的联合,欧洲反革命势力的联盟似乎更为成功。这或许部分得益于梅特涅苦心经营的欧洲保守体系。德意志各邦国王公通过德意志邦联寻求军事援助,镇压革命。沙皇尼古拉一世协助奥地利皇帝围剿了匈牙利革命,教皇庇护九世出逃后,法国军队派兵攻打罗马共和国。最终,保守势力合力镇压了革命,1848年革命最终失败。

自1949年起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1949年至1958年间兼任外交部部长。在万隆会议上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推动会议圆满完成,产生了令后人称道的“万隆精神”。他的民族气节,不卑不亢,儒雅的外交风度,直到今天仍被全球政客津津乐道。全球十大外交家,周恩来总理排名第一当之无愧。

问=经济观察报

但尽管如此,随着时间推移,德意志各邦国的政治系统还是慢慢往前走着。1848年是个里程碑的年份,德意志民族内的首席大国奥地利发生了政变,首相梅特涅逃亡英国,当时的奥地利皇帝费迪南被迫颁布了新宪法。不久后普鲁士皇帝威廉四世也被迫效仿。而其他小一些的邦国,诸如萨克森、巴登等,在政治革命道路上走的更远一些。当年5月的法兰克福议会可谓是后来魏玛共和国的雏形,基本确立了后来“德国”的范围,即一个不包括奥地利的联邦制国家,而1849年3月甚至还通过联邦宪法“伯多禄教堂宪法”。但总体来说,这仍是一次不太成功的革命,联邦临时政府有名无实,各邦国只在口头上承认而实际上并不怎么认同,甚至几个月后已经有邦国开始镇压法兰克福议会代笔,因此1848年的五月革命虽然产生了些形式上的成果,但这次政治革命(或改革)最后还是无疾而终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欧洲性的革命,各地的革命者虽然共同的理念,但革命也唤醒了各民族的解放与独立的愿望,或者说,民族的独立也就是这场革命的一项内容。但在革命唤醒了民族主义和民族独立的同时,也随之带来了不同民族间的利益冲突。匈牙利从要求自治权转变为宣布独立,匈牙利在反抗奥地利的统治时,其境内的斯洛伐克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也在反对马扎尔贵族,追求自身的独立。法兰克福议会里,议员们为大德意志方案和小德意志方案争论不休。普鲁士与丹麦差点因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发生战争。德国历史学家法伊特·瓦伦丁认为,1848年革命是一个关键节点,此前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能够共存,此后二者彻底对立。的确,这一观察是正确的,此后的欧洲陷入了激烈的民族冲突之中,只有在“二战”之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开始才让人们重新审视这场他们共同的革命,关注欧洲整体的整合。

第二: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

答=理查德·J·埃文斯

最终,还是由普鲁士靠着“铁和血”(而不是什么民主革命之类的东西)统一了德国。德意志第二帝国从政治形态上来看,在表面上是君主立宪制,但更精确地说,它属于“二元制的君主立宪制”,而不是英国在光荣革命后那样的“议会君主立宪制”。这两者的核心区别在于,德意志第二帝国虽然有议会也有宪法,但实际政治大权还是掌握在君主手里(德皇威廉一世),只不过君主在行使权力时受到宪法制约而已;相比之下,英国的君主完全是个虚君,只扮演个国家形象代言人的角色,而政治权力则排他地由英国议会掌握。在很多具体方面都可以体现出德皇的权力,比如首相(俾斯麦)由德皇任命并仅对德皇负责,因此议会实际上根本控制不了帝国政府。而这些事项甚至都被写入了第二帝国的宪法内

1848年革命的另一个特点是参与这次革命的社会阶层非常广泛。这场革命不仅仅是由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反动,工人,中东欧各地的农民也积极加入。为什么那么多不同的社会阶层参与其中?一个鲜明的背景是,当时严重的政治困境与经济、社会危机同时出现,不满在社会各个基层中蔓延。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着名外交家,为法国资本主义革命的巩固做出了极大贡献。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30年代,曾在连续6届法国政府中,担任了外交部长、外交大臣,甚至总理大臣的职务。

译=汪思涵

德国在很多方面都有意无意地给后来的东亚国家政治转型提供了经验和范式:德国流行着在英法两国内从未成为主流的“国家主义”和“威权政治”,这正好是传统东亚国家政权特色在西方国家中的对应版本。而近代德国的政治改革也一直是内在精神上奉行国家主义,具体行动上实践着威权政治,这或多或少地被东亚国家所参照和借鉴着。这种模式如果任由其独立发展,只要硬件条件允许就会本能性地滑向军国主义道路,因为缺乏权力制约的全能政府国家天然地具有对内对外的征服欲,而只有融入英美的个人主义思想后才能中和平衡,这便是德日两国走过的道路,当然这是后话

从革命提出的要求来看,这场运动最初的领导者似乎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1815年之后,欧洲重新建立起了保守秩序,但在十九世纪前几十年里,由于受到了法国革命的影响,政治反对派力量不断增强,他们反对绝对主义或封建主义,要求取消特权,赋予每个人基本的公民权,实现法律面前的平等,创建代议制机构,所有这些意味着体制的更新与重建。尽管反对派政治立场有些差异,但这些人通常出身于富裕家庭,受过良好教育,属于知识阶层。英国历史学家刘易斯·内米尔在其研究1848年革命的经典着作《1848:知识分子的革命》中提出,1848年革命中,欧洲各国情况不尽相同,它们的思想目标是一致的,而且欧洲的知识分子有着基本的团结和凝聚力。正是他们参与了政治思想的创造和传播,而这些理论让革命走向激进。内米尔因此将1848年革命定义为“知识分子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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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左翼历史学家的历史观中,19世纪的欧洲列强所主导的世界带来的是殖民与灾难。可是同样在保守主义者眼中十九世纪的欧洲却为人类文明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甚至是今天国际体系的雏形。您怎么看这两种定义?

因此,19世纪德国的政治改革比英国当年更为保守且缓慢,无法摆脱国家至上和全能政府这两个束缚政治现代化的枷锁。从好的一面来说,这个顽固特性避免了德国在政治转型期陷入法国式的混乱,但从负面角度来看,德国也因此距离真正的现代化政治相差甚远:既难以形成真正的公民社会,也缺乏政权参与的开放性。相反,在第二帝国初期,对于国内出现各类进步党派(尤其是社会民主党),俾斯麦政府一直采取的是威权政治下高压维稳的姿态,典型的例子是威廉一世在位期间多次被刺杀令德国政府暴怒不已(尚未被确证是社会民主党人所为),俾斯麦为此甚至强制解散了一次帝国议会,以迫使新议会通过他提议的《反社会主义法》

另一方面,工人和农民的参与支持了革命,并赋予了1848年革命独特的色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随着工业革命的行进,欧洲的工人和农民主要被社会问题,或者说贫困问题困扰。在农村地区,农奴制尚未完全废除,粮食歉收又让农民在整个革命前的四十年代饱受艰难。在城市,行会制度逐渐解体,工匠、手艺人面临着大工业的威胁,而进入工厂工作的产业工人的境况也很糟糕。因此,如何改善民众的境况,提升其生活水平,获得应有的一种权利成为当时社会的紧迫问题。由此也造就了1848年革命具有社会革命的特点。着名思想家,也是法国1848年革命的亲历者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认为,这场革命“不是一场骚乱,而是所有内战中最可怕的一次,是阶级反对阶级、一无所有者反对有产者的战争”。“起义的目的并不在于改变政府的模式,而是在于变更社会秩序。说实话,它并非一场政治斗争,而是一场阶级战斗,一种奴隶战争……人们不应从起义中只看到工人的反应是激烈的、盲目的这一点,而应从起义中看到,他们为摆脱其被人们称之为非法压迫的生存环境,为了开辟一条通往他们向往的幸福生活——很久以来人们就给他们指出,那是他们的权利——的道路而不惜使用武力,工人的这种力量是强大的。”

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

答:至少在英国,确实有这种左右翼的分野。支持英国脱欧的人往往怀念昔日的大英帝国,怀旧情绪让他们有意忽略了帝国阴暗的一面。但我写的是欧洲历史,在书里,我将帝国视为一种欧洲现象。当时,法国、意大利、德国、荷兰、比利时都有海外殖民地,我会用比较的视角看待它们,但更将它们视为同一个欧洲现象的表现。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欧洲在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这是殖民帝国产生的前提,至少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文明的发展使帝国成为可能。倘若全球电报系统、汽船、铁路没有发展出来,这些欧洲国家就不可能控制住海外殖民地。不过,欧洲列强不可能只靠武力来维持统治,而是需要当地精英的合作,从长期来看,这种政策,特别是其中普及教育的做法,为后来各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埋下了伏笔。正如我在书中所说,欧洲内部也出现了很大的进步,教育普及,数百万农奴获得解放,女性开始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取得平等地位,宗教上的少数群体获得平等权利,从汽车、汽船到电话、电梯,技术创新也层出不穷。

当然国家主义也并非只展现了消极的一面,全能政府下的德国是世界上首个给劳工们提供各类社会保险福利的国家,从1883年起几年里分别通过了《疾病保险法》、《意外灾难保险法》和《老年和残废保险法》等。这种福利社会制度的先驱后来倒成了德国乃至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立国之本(也有人称之为“莱茵资本主义模式”)。间接效果上,它也是解决缓和资本主义内部矛盾、抵消极左红色共产主义影响的一帖良药。可以想象,最早俾斯麦政府通过这些立法的目的很可能只是为了与社会民主党派进行竞争在人民心目中的吸引力,表示即使是专制或威权政府也能提供社会民主派所主张的福利产品,以此平息国内矛盾。这些福利政策后来却成为典型的左派价值追求。俾斯麦这个当时代表欧洲旧势力的铁血宰相,其实乃是现代欧洲左派政治模式的真正奠基人,后世的左派们跟他相比只有程度上的区别,而内核上都是坚信大政府模式的

于是,当中产阶层认识要求参与政治意识的时候,农民和工人更关注经济权利。在西欧,农民抱怨税收、地主残余的特权、限制他们进入森林和草地的传统权利,以及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其他问题。在东欧,农民则抨击残余的农奴制,他们要求废除强制劳役和封建地租,甚至获得他们耕种的土地。

第三:克莱门斯·文策尔·冯·梅特涅

问:《竞逐权力》的第一章是《大革命的遗产》,托克维尔把法国大革命视为“国家主义的自我摧毁”,以赛亚·伯林等人也将法国大革命视作二十世纪激进的暴力革命的前奏与模仿的对象,您认为法国大革命的暴力化与法国近代的政治传统有怎样的关系?

第二帝国的转折点在1888年,威廉一世去世,威廉二世继位。与俾斯麦着眼于欧洲大陆合纵连横战略所不同的是,威廉二世喜欢对外扩张,在全世界各地占取殖民地。两者执政理念间的矛盾导致俾斯麦在1890年不得不退下首相位置。在当时世界局势是,英国作为最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早就占据了世界上最多的殖民地,而法国、荷兰、西班牙等也都比德国“走出去”的早,也都有了自己的地盘。德国之前一直忙于内部统一,等到19世纪末期再出去抢地盘时,发现其实没什么地方可占了。因此欧洲当时的局势很有点微妙,列强林立并且互相牵制。原本俾斯麦在当首相时还能凭借老练的政治手腕在各种利益冲突之间搞平衡,但威廉二世上台后就开始逐渐与俄国、英国结怨,再加上欧洲大陆上的一贯老冤家法国,德国一下子树立了多个敌人。而德国过少的海外殖民地更是加剧了这一矛盾的激化

工人则努力要求获得经济保障,摆脱失业与贫困。值得一提的是,1848年欧洲最具政治色彩的工人通常是在手工业作坊工作的技艺娴熟的工匠,而不是工厂、铁路的无产阶级工人。因为工匠受过教育,且有行业组织,还有社会、政治传统。一方面,他们具有一定的传统性。希望保持独立、竭力对抗工业化,他们并不希望通过阶级斗争,而是希望通过行业保护、维持工匠之间的团结这些传统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思想的兴起为他们注入了新的内容。以法国为例,工人提交的请愿书要求国家支持经济方面的改革,提供就业保障,建立劳工组织,保障生病的工人及家属享有最低就医保险。

梅特涅,十九世纪着名奥地利外交家。从1809年开始任奥地利帝国的外交大臣,1821年起兼任奥地利帝国首相。任内成为"神圣同盟"和"四国同盟"的核心人物,反对一切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革命运动,在欧洲形成以"正统主义"和"大国均势"为核心的梅特涅体系。1848年,奥地利爆发三月革命,梅特涅被迫辞职,逃往伦敦。

答:法国大革命于1789年爆发。在大革命的最初几年,法国建立了民主的君主立宪制。直到1793、1794年,受战争的影响,政权才趋于暴力独裁,出现了恐怖统治,拿破仑也借机崛起。在整个19世纪,欧洲的自由派和民主派获得权力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法国式的暴力大众革命,二是英国式的渐进和平改革。在既有政权拒绝改变的地方,法国式方法会占上风,俄国就是一个例子。

1914年的萨拉热窝事件成为了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尽管在此之前一些年份里德国与其它资本主义列强已经是矛盾频发了)。整个战事一波三折,主要可分为东西两条战线。在开始几年间各方一直都互有大量死伤未分胜负,但各国国内经济却在这段期间内几乎都被拖垮(英国底子厚所相对稍好一些)。原本俄国由于1917年国内十月革命爆发退出战争,导致同盟国看似在僵持的局势中占了先机,但1918年起美国看准了欧洲诸国早已被战争拖地疲惫不堪,于是借墨西哥为理由而作为德国的对手加入了战争来补刀;而猪一般的队友意大利则早在1915年就投降到了协约国一方;而远在东方的日本也前来打了个酱油,宣布对德开战,其实是为了强占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地。打到最后德国自己后院也起了火,1918年时陆军元帅兴登堡建议德国议会“求和”,军队士气一片低落,甚至开始拒绝执行统帅部的命令,紧接着就是国内四处开始起义造反,柏林甚至爆发了“十一月革命”。在外忧内困的局势下,威廉二世这个怂人突然宣布退位,然后就逃到荷兰去了。没了皇帝、国内一片大乱的德国于是当然就只能投降了。与此同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组成临时政府,宣布成立魏玛共和国。至此,德国从帝国跨入了共和国时期

尽管不同的诉求最终将导致革命者阵营的分化,但各个社会阶层卷入了1848年的革命洪流之中。以往被忽视的农民成了各派争取的对象。数百万欧洲人第一次参加到政治活动、政治组织当中,他们首次获得了选举权,甚至成为候选人、议员。革命中,除了革命未波及的沙俄帝国,欧洲的农奴制基本被废除;法国政府首次建立了国家工场以缓解失业和贫穷问题。这是1848年革命的成果,也是它区别于1789年这一政治革命的独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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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二月革命”能否被看作一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19世纪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和二十世纪的魏玛共和国都是夭折的民主政权,这二者的命运有什么相似之处?

就像后世很多处于民主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一样,魏玛共和国再次验证了“专制经常突然垮台,而民主从不会一夜来临”这一道理。考虑到德国本来的威权政治型态(这与法国大革命前期当时路易十六虚弱的统治力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其本来更可能走的路线是类似于英国的那种君主立宪制,逐渐缓步地把权力移交给议会,毕竟当时德国早就有了议会。但一战的失败以及威廉二世的出逃突然打断了这个进程,使得议会君主制这条路被堵死,德国有点戏剧性地突然变成了一个议会制国家

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不同的社会阶层是如何动员起来的呢。一些学者,如乔纳森·斯玻伯,非常重视1848年革命中群众的政治运动,研究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公共政治生活,政治组织的思想与组织方式,各阶层之间的联系,1848年的政治思潮对不同阶层的意义。在斯玻伯看来,1848年夏天和秋天的大众民主运动的骚动、各派力量的重新组合及组织方式最能体现1848年革命的特点。

克莱门斯·文策尔·冯·梅特涅

答: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和魏玛共和国都属于自由民主政体,都毁于经济灾难。19世纪中叶,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失败,是因为中产阶级看到大众民主的种种表现,深感恐惧,转而支持维护秩序的力量。柏林和维也纳的中产阶级也是这样。

显然,这个从第二帝国到魏玛共和国的过程并非是有机的转变,而是受客观条件所迫的。魏玛共和国在本质上脱胎于旧政权的突然奔溃,属于一个赶鸭子上架的实验性替代品(在当时紧急状态下也的确没有其他备选方案)。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个连国号都还没放弃“帝国”字眼的共和国的根基并不牢固(共和国乃是后世历史学家对其的学术称呼,“魏玛”一词其实来源于当时的《魏玛宪法》),也没有在根子上解决政权的合法性的问题

1848年革命既是一场欧洲整体的革命,又容纳了十九世纪中期主要的政治议题,然而这一影响深远的革命长期以来为人低估。相比1789年革命、1917年革命,1848年革命更少被纪念和重视。这或许与它最终失败的结果相关,也因为在此后一个世纪多的岁月里,欧洲陷入了各民族、各阶层、各政治派别的混战中,人们对1848年革命的印象长期以来与各自的政治立场密不可分。

第四:本杰明·富兰克林

问:1848年德意志与奥地利的革命都以失败告终,这是否为1918年的德国革命埋下伏笔?我们能否把一战后的民族自决原则理解为是1848年革命的一种延续?

魏玛共和国从一开始就没有稳定过。与几乎所有欧洲大陆的国家一样,魏玛共和国是个多党制国家,魏玛宪法上就确立了人民有着组建政党的自由。于是魏玛政府内部党派林立,互相之间有着较大的理念乃至意识形态的冲突 – 当然,这在民主化初期的任何国家都很常见。而德国原有的保守派们(主要是军队和容克贵族阶层)并没有真正接受过这个共和国,毕竟德国脱离帝制时间尚短。在这种政治混乱状态下,没有哪一派势力真正对魏玛共和国满意过。简单而言,当时整个德国国内对德国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尚未形成有机的共识,而是各派人马都有各自的观点,分歧相当巨大,这是魏玛共和国在当时背景下的先天缺陷

1848年之后的一个世纪中,最积极纪念它的声音来自劳工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参加各种工人组织,通过《新莱茵报》参与运动。他们留下了许多与1848年革命相关的文本,如《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前,德意志的社会主义者会在3月18日,柏林巷战的纪念日,游行到埋葬起义者的腓特烈斯海因公墓。法国、意大利、奥匈帝国的一些地区,社会主义者也积极纪念1848年的抗争。这些纪念活动部分促使历史学家将1848年革命主要与劳工运动相联系。

富兰克林是美国着名政治家、科学家,同时也是出版商、印刷商、记者、作家、慈善家,更是杰出的外交家及发明家。1706年富兰克林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参与了多项重要文件的草拟,并曾出任美国驻法国大使,成功取得法国支持美国独立。

答:我在书中提到,对于1848年的革命浪潮,我们应该把它放在延续至1871年的社会、政治巨变的长期过程中来理解。1815年维也纳会议建立的和平国际秩序不再,取而代之的是暴力动荡的时期,在此期间发生了克里米亚战争的冲突,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之后,在19世纪70年代,又建立起了新的稳定国际秩序。每个民族都应该有自己的国家这个原则,在理论上很简单,实践起来却非常复杂。19世纪下半叶,该原则在欧洲各地渐渐形成了影响,最终体现在1918—1919年的和平解决方案中。1818年一度失败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理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魏玛共和国和奥地利第一共和国再度兴起,不过并未成功。

而共和国内的各政党自身也不成熟,故缺乏能够妥善解决这些实质性分歧的政治能力。魏玛议会内的已有政党不是极左就是偏左,但完全缺乏现代化的政治运作经验,因为第二帝国期间,在强势的旧体制政府主导下,这些政党从未真正执过政,而只是停留在坚持德皇领导的统一战线层面,顶多也就喊喊“清除腐败”、“还权于民”之类的口号。这是德国政党与英国政党有着致命区别的一点:英国长期以来有着限制君主权力的历史基础,到“光荣革命”时为止,独立的政党活动在资本主义兴起后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因此政党有着丰富的政治运作经验,在君主退位成虚君后,托利辉格两大党组成的议会就马上把政治权力接管过来并有效地运用。再加上英国当时主流政治经济思想分歧并不严重,两大党派又善于妥协而不是对抗(盎格鲁撒克逊人政治的一贯特色),因此英国的政治权力过度是相当平稳的

持其他政治观点的人对待1848年革命的态度则更加复杂,并且主要跟各个民族国家的政治情况相连。在德国、意大利、匈牙利这些地方,1848年革命是其民族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对革命的评价不尽相同。以德国为例,1890年,就在1848年革命爆发五十二周年之际,在德国议会的辩论中,保守主义者和自由民族主义者都谴责1848年的“暴民”,赞扬俾斯麦式的德国民族主义英雄。直到二十世纪初魏玛共和国才给予了1848年革命积极的评价,赞扬它试图通过宪政与和平的方式建立一个统一的德意志。然而,这种评论连同魏玛共和国自身一起遭到了反对派的攻击。相对而言,匈牙利对1848年的态度较为积极,它在这里被称为独立运动,3月15日至今仍是匈牙利的国庆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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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德意志的民族建构远远落后于法兰西与英吉利对民族主义的建构。又是什么原因造成民族认同建构一度落后的德国,最终形成了以希特勒为代表的极端民族主义?这与德意志的宗教改革有无关系?

于是,在社会各派未形成共识、而政党和议会又不善于解决缩小分歧的情况下,魏玛共和国从一开始就完全放开政治参与的制度设计就成了个致命的缺陷。这正好可以与光荣革命后的英国的形成一个对比。英国的政治制度发展一贯是谨慎保守缓步的,在初期只把选举权力限制占总人口数很少的有产阶级男性,以确保参政从政阶层的稳定性和价值观的一致性。而大部分公民,他们可能还不理解政治是什么和应该起什么作用;但没关系,这些人都被排除在政治活动之外,只享有社会活动的权利。这种有限政治参与的制度,如果从21世纪的角度来看,肯定过于保守甚至违背了平等原则。但这种21世纪的时代视角只是后世装B知识分子们的hindsight,全然无助于解决光荣革命那个时代背景下的问题,还未学会游泳的人绝不能一开始就扔进海里。在有限政治参与的框架下,可以限定第一阶段需要解决的政治分歧,有利于政治制度的平稳发展,等既有政治体制成熟了再慢慢逐步扩大政治参与范围,继而解决新进阶层所带来的新的政治分歧点

在民族国家早已建立的法国,二十世纪以前,尽管一些学会会资助1848年革命的相关研究,但政府没有从官方的立场公开纪念1848年革命的活动。对于社会主义者而言,巴黎的六月起义代表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背叛。他们更偏爱纪念《共产党宣言》的诞生和巴黎公社。对于中右派而言,1789年革命是更好的选择。1848年作为理想主义者失败的尝试而被轻视。

本杰明·富兰克林

答:1871年建立的德意志帝国,其团结部分有赖于俾斯麦对“帝国的敌人”的攻击。所谓“帝国的敌人”,就是社会主义者和天主教徒。20世纪初,德国精英和数量日增的右翼压力集团越发感到,英国和法国拒绝让德国获得“阳光下的地盘”,也就是全球帝国。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希特勒等极端民族主义者兴起,他们感到德皇政府无能,德国受到了背叛,他们认为,要重建德国的权势,非用极端办法不可。1929—1933年的经济崩溃让他们有了可趁之机。大多数投票给希特勒的人肯定是新教地区来的,但这是因为新教已是国教,比天主教会更容易被国家控制。政府恶意敌视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天主教徒,对他们区别对待,这也可以追溯到俾斯麦的政策。

英国正是靠着这种谨慎保守的做法,平稳度过了那段共和国的新生期 – 对英国人来说,所谓全民参与的民主化政治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社会经济层面的自由度才是核心。而相比之下,魏玛共和国和法国一样体现了欧洲大陆哲学的“先验”特色,魏玛共和国虽然比英国晚了一百多年,却在政治制度上超前了不少:政党进入议会只靠选票数量而选民基本无资格限制、议会甚至允许有反对宪法的政党存在(党派林立的原因之一)。很显而易见的是,当时德国人在社会经济层面尚未达到英国社会的那种自由度,却在政治这个上层建筑方面走在了之先,这种倒逆的顺序好比是大雁没射落下来之前先开始争吵是该蒸着还是烤着吃

1848年常被认为是被“错过”的一年,因为它站在历史的转折点,面对大工业生产和民族主义兴起带来的现代问题,错失了通过自由的、相对和平的手段来解决现代问题、实现革命者所提出的目标的机会。而随着历史的发展,目前,在经历了二十世纪前几十年的灾难之后,1848年革命得到了更多的认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次欧洲革命其实决定了欧洲的历史命运。一方面,虽然革命被剿灭,但革命指引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它提出的某些目标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相继实现。意大利、德意志实现统一,奥地利帝国改组为奥匈帝国,宪法与议会也相继诞生。另一方面,后来很多国家实现政治统一和民族独立这些目标所用的手段与1848年截然不同,例如德意志没能通过自由的和议会选举的方式实现“自下而上”的统一,而是走上了用血与铁的手段实现民族国家统一的模式。奥匈帝国内部的民族冲突愈演愈烈,并把整个世界带入了战争的深渊。因此,这些一系列的极端事件让欧洲人有足够的理由回忆和记住那场他们共同的革命。

第五:亨利·约翰·坦普尔·帕麦斯顿

问:统一后的第二帝国以普鲁士作为主导,以对于武力和国家的崇拜作为自我认同,这对十九世纪的欧洲政治有怎样的作用?我们能否将其视为一战的源头?

于是魏玛共和国走了和法国历史上若干共和国一样的弯路 – 政治完全变成了海量党派之间争夺选票的游戏,选出来的政府根本没精力考虑政府本身是需要做什么的。法国大革命发生后的几个共和国也是如此,这也是后世大量发展中国家所落入的“民主化陷阱”:只顾着内部争吵而缺乏凝聚力和执行力的议会和政府

1998年,在1848年革命一百五十周年之际,伴随着欧盟的东扩,人们日益关注欧洲一体化的问题,这推动了欧美学者重新开始关注这场革命,从欧洲整体的视角解读这场革命。如今欧盟面临着难民危机、恐怖袭击、英国脱欧等一系列困境,回顾十九世纪中期这场革命,即可提醒我们重新关注欧洲整体性的未来的走向,避免重复1848年革命之后的悲剧。

帕麦斯顿子爵,英国首相。英格兰第二帝国时期最着名的帝国主义者。原为托利党人,后成为辉格党人。三度担任外交大臣。奉行内部保守、对外扩张政策。两次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并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挑起克里米亚战争,与俄国争夺地盘;镇压印度民族起义;美国南北战争时,支持南方奴隶主集团。

答:要知道,德国是19世纪欧洲最分裂的国家。没有别的国家像德国那样,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平分秋色,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是规模最大、组织得最好的,在反对武力和国家崇拜方面起了作用。俾斯麦在1871年之后的政策是加强国际合作,好让德意志帝国有时间巩固。俾斯麦于1890年去职以后,德意志帝国才开始宣扬武力和海军至上。这肯定对德国在1914年决定参战起了作用,但不是其主要原因。

在选民资格基本没有门槛的这一看似符合“平等”理念的选举制度下,政治上不成熟的选民们往往摇摆于各党派之间(更不用提常有的贿赂选民事件),而没有一个稳固的价值中枢来指导他们自己如何投票选出真正想要的议会代表(政府内代表完全基于议会内代表数量决定),其结果就是当时共和国内政治力量组合如魔方般变化无常,总共14年的共和国历史中政府更迭了18届,每届的平均寿命还不到1年,上台当政不久后就人亡政息,要想靠这种政府来有效执行公权力简直是沙上聚塔。一定程度上,甚至连《魏玛宪法》本身似乎也不信任被选举出来的议会和政府,把过多事项都赋予公投来表决。这种直接诉诸选民的政治模式,违背了现代政治中的代议制精神,进一步削弱了本来就不甚稳固的议会和政府的合法性基础,是魏玛政府的政权虚弱性的原因之一。于是德国人民开始怀疑民主政治本身,认为魏玛宪法下的议会和政府无法带领德国人走出困境,转而开始把政治诉求寄托于诸如德意志民族主义之类的其他思想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新近出版的《1848:革命之年》是我国少见的系统介绍1848年革命的着作。作者迈克·拉波特现任格拉斯哥大学教授,主要从事法国史和革命史研究。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1848年革命是一个经典的课题。与其他史学课题类似,二十世纪后半叶1848年革命的研究路径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关注英雄人物的政治史向社会史、新文化史转变。新的研究不再将革命的议会、各大都市作为焦点,而将目光转移到各省的市镇与乡村上,从精英型的民族领袖转移到地方政治活动家、工匠、劳工、农民身上;研究十九世纪中期的社会、经济、文化的转变与革命之间关系;当时政治组织的性质、动员的方式,讨论政治活动的形式、象征符号等。从这一方面来说,《1848:革命之年》一书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更为有益的是,作者秉承着文化史研究的叙事特质,尝试将生动的叙事与社会结构、社会冲突、政治组织、政治生活的文化表达这些新的研究方法相结合,在生动描绘故事的同时,展示学界从不同角度对1848年革命的研究与解读。多年来中国学界对1848年革命的研究非常少,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他们对这场革命仍然比较陌生。希冀这本书的出版能引发更多人关注1848年革命,并推动对此展开研究,从而对欧洲这一场革命的反思中挖掘出更多的历史资源,也借以丰富我们对欧洲的理解,和激发起对欧洲未来命运的思考。返回,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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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有学者将一战的爆发视作一场“预防性的战争”,而对于德国来说,为什么俾斯麦的政治遗产被迅速地遗弃,这与当时德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状况有怎样的关系?

这样,在魏玛共和国的后期,趋近于极端主张的反民主政治势力反而倒是越来越在民众中产生了影响力,因为至少他们的政治主张比较明确而且行动力很强。其中代表性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信众“共产党”和后来建立起第三帝国的纳粹党,这两种看似截然对立的政治主张(国内有一种被误导的左右分类:把共产主义视为极左,而把纳粹视为极右)实质上在一个基本文问题却达成了矛盾的辩证统一,即“国家主义”,国家对社会的极权统治。后世的世界历史则展现了分别以它们作为建国之本的国家们将会变成怎样的情形

亨利·约翰·坦普尔·帕麦斯顿

答:德国经济在1914年还很繁荣,各国经济相互渗透和全球化是当时世界的主流。德国的政治环境起了一些作用——1912年,社会主义政党成了帝国议会中最大的政党,有些右翼人士认为,应该打压社会主义者——但这对德国的参战决定并没有重要影响。更有影响力的是德国精英,特别是军事精英的观点,他们认为,如果要打仗,就要赶在俄国大规模扩军实现之前开打。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应该从种族竞争(斯拉夫人、条顿人、拉丁人、盎格鲁撒克逊人等等)的角度看待国际关系,这种观点的传播也起了一定作用。德皇威廉二世及军队和政府领袖忘记了俾斯麦在1871年发出的警告,高估了德国的力量。战争始于巴尔干,而俾斯麦曾说,巴尔干不值得哪怕一个波美拉尼亚掷弹兵为之牺牲。

尽管后世的人们强力谴责纳粹党的统治,但一个吊诡的事实在于:希特勒的上台从表面来看是民主的,也符合当时的法律程序。根据魏玛宪法,纳粹党(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劳工党)是个合法组建的政党,也有参选议会议席的资格。当时德国混乱的政党派系斗争是个贡献性因素:各大主要政党都没有在基本政治立场上达成底线性的共识,也各自都没有足够权威和实力引领德国(甚至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也无此能力),它们所做的只是纯粹在议会层面上倾轧混战。实际上,纳粹掌权之前,所有政党都把矛头指向的是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尤其是德共和德意志国民党(代表保守君主主义势力),这两者甚至连魏玛宪法和议会也一起反对,只是如上文所述由于魏玛宪法可笑的宽容性却一直是共和国内的两个合法政党。纳粹党作为政坛的后起之秀,在各政党间的实力并不算十分突出,而且当时人们也无法预见到它后来给德国所带来的毁灭性灾难,因此客观上纳粹党不可能成为其他政党同仇敌忾的对象,这给纳粹党日后的政治活动带来了灵活自由的空间

第六:奥托·爱德华·利奥波德·冯·俾斯麦

问:您认为“一战”前的“七月”危机能否得到避免?为什么一战中的主要矛盾体现为英德矛盾?

就纳粹党本身而言,希特勒的天生演说才能是其起家的一个优势,纳粹党严重依靠了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国家主义的口号以及实惠性的承诺吸引了当时在经济困境中挣扎的大量德国人(尤其是底层的工人、农民、失业者等),从侧面反映出了德国人在精神意识上尚未具备英国式的个人自由意识,国家至上的口号仍具有相当的市场。连德国多个大企业也被这些口号忽悠进去了,认为纳粹党才是带领德国走出困境的希望,于是大力支持纳粹党的事业,使得纳粹党有了保障性的资金来源。纳粹党从1928年起家,当时仍是一个只有12席席位的小反对党,到1932年就成了魏玛共和国议会中第一大党,这其中一个可笑且可悲的事实在于纳粹党实际上一直和德共和德意志国民党一样,其宗旨在很多方面也是反对魏玛宪法的,这样一个政党竟然被民主选举成了魏玛共和国议会中的第一势力

俾斯麦,劳恩堡公爵,普鲁士王国首相,德意志帝国首任宰相,人称“铁血宰相”、“德国的建筑师”及“德国的领航员”。

答:1913年,一场类似的危机得到了避免,当时英国介入,针对巴尔干地区的冲突召开会议。但是,1914年的时候,赌注提高了,特别是奥地利领导人感到,要维护拥有数百万南斯拉夫臣民的奥地利帝国,就要让塞尔维亚屈服,因为是塞尔维亚促成了对奥地利皇储的刺杀。德国无条件支持奥地利,俄国无条件支持塞尔维亚,这两点是“七月危机”的关键因素。英国加入,因其认为德国对英国的全球霸权构成了威胁,它需要维护自己的战略利益。但我们也不应忘记其他战线,即俄国对奥地利的东方战线,以及奥地利对意大利的南方战线。

1933年年初,纳粹党在议会的席位似乎已经上升到了顶点,无法再进一步获得绝对多数议席而绝对控制议会。此时希特勒通过与几派主要势力的博弈谈判,最终达成联合执政协议,当上了共和国总理,而当时其他党派的首领担任联合内阁的其他职务,以此期望形成一个互相制约的执政局面。但后来的政坛走向有点超脱这些人的控制,希特勒一当上总理,就开始使用政府镇压异己,通过各类立法而采用“合法”手段打击其他政党的活动,甚至抓捕议会代表。希特勒的目的是削弱议会对政府的制约,使得被纳粹党控制的政府能够彻底不受拘束的行使权力

俾斯麦是十九世纪德国最卓越的政治家,担任普鲁士首相期间通过一系列铁血战争统一德意志,并成为德意志帝国第一任宰相。他通过立法,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工人养老金、健康和医疗保险制度,及社会保险,最后获升任为德意志帝国陆军上将。

魏玛共和国从共和国滑向第三帝国,其转折点就是此时(之前纳粹党进入议会扔不算转折点,因为当时并不意味着纳粹党彻底掌权)。这个转折的完成以3月23日议会通过对政府的“授权法案”为标志。按魏玛共和国宪法,必须得到议会2/3同意才能通过。纳粹党当时与国家人民党联合,但仍远低于议会中的2/3席位,故而需要其他政党支持该议案。当时的支持者是另一主要政党:天主教中央党,于是双方就某些条件达成协议后,天主教中央党就投票赞成了“授权法案”,再加上纳粹冲锋队对其他政党议员阻挠、威吓等手段,最终“授权法案”得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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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纳粹党控制的内阁就可以不再经议会同意便通过各类法律,于是党政合一且立法与行政权合一的第三帝国帷幕渐渐拉开,魏玛共和国于是也正式变成了“第三帝国”。与任何现代的极权国家一样,第三帝国也是个党政不分的国家,因此一定程度上第三帝国与纳粹党是个互相合体的概念

奥托·爱德华·利奥波德·冯·俾斯麦

民主而衰弱的魏玛共和国正是垮在其中的纳粹主义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历史逻辑的因果律:极权主义可以视为是虚弱政权的一种矫枉过正的纠偏机制。这种自我纠偏是那些历史上一直是强权统治的民族国家之中的普遍规律。法国的那段共和国与帝国交替的近代史就是一个明证,共和国时期的政治混乱必须由拿破仑式的铁腕人物才能终结,他通过极权带来的秩序甚至被原先的秩序推翻者们所颂扬,“当波拿巴压制了一切自由,让每个人都对他的铁腕有切肤之感时,向他发出欢呼的正是那些原本最激进、最桀骜不驯的雅各宾党人”(勒庞的《乌合之众》)。中国人常说:“大乱后必大治”,这是种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而另一句话“乱世用重典”则道出了这种经验反复出现的原因之一:被统治惯了的人民内心渴望强权的回归来结束乱世,哪怕新秩序是以恐惧为代价

第七:阿里斯蒂德·白里安

关于魏玛共和国这短短14年历史的因果分析在政治哲学领域是个已经被大量研究的主题。而对那些发展中国家而言,也有着极佳的借鉴意义,可作为一个甚至比法国大革命更好的前者之鉴。法国大革命其爆发的偶然性因素更大,当时法国的政治环境实际上是在改好而不是变坏,只是路易十六的统治能力实在太衰,旧制度崩塌出乎意料地快了一点,于是形成了一个“群众普力夺”政治环境下发展出来的极端场景,就算是大革命前期的历史条件再次出现,也未必会发展到后来大革命那个最高潮的阶段,因为许多偶然因素很难再现。而对于魏玛共和国则是另一番情景,德国在第二帝国覆灭后并没形成“群众普力夺”的局面,但共和国在十几年后的历史轨迹却被硬生生扭向了极权制度,这个过程是一步步形成的,甚至纳粹党的上台也是在既有政治秩序框架下启动的。因此相比于法国大革命而言,魏玛共和国地缓慢滑向第三帝国具有更大的历史必然性

1902年当选为众议员。1906年任国民教育、宗教部部长,并与A.米勒兰等人另组独立社会党。1909年继G.克列蒙梭后出任内阁总理,1910年严厉镇压铁路工人罢工。

魏玛共和国自身的问题,如果横向比较来看,尽管显然不如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主体的那几个国家,但不见得比其他国家来得差。政府衰败、议会虚弱、执法无力、制度漏洞这些要素几乎在任何一个政治现代化过程的国家中都普遍存在。但并非每个这样国家的政权都会垮台,事实上有不少国家活了一段时间后积攒了足够的经验,政权就稳固了下去。而那些垮掉的新生民主政权,其倒台的原因更常见的是外力而不是内生环境。拿法国为例,法国大革命后的前几大共和国/帝国都是在对外战争中度过的,如富勒所言,战争成了这些共和国的公分母。当时法国政权的主要对手便是英国为首的欧洲反法势力,于是每打一次仗就倒台一次政权,连拿破仑来统治法国也不例外。再说中国,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时期也是新生政权虚弱的典型,但从1911年到1937年日本侵华之前,国家尽管也有军阀混战的局面,但总体趋势仍一直在稳步向前发展,国民党执掌的政权也逐步稳固扎实,并无倒台迹象,若无日本侵华突然中断那段历史,当时中国更可能的情况是提早几十年就在亚洲崛起而不是之后再绕一个大弯路

他先后组阁11次,出任部长15次,支持法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曾主持战时内阁。战后长期主管外交部,多次代表法国出席重要国际会议。1925年签订《洛迦诺公约》,采取对德友好方针,1926年获诺贝尔和平奖金。1928年与美国国务卿F.凯洛格联合发起签订非战公约,主张不用战争解决国际争端。

说回魏玛共和国,其显然不是战争之类的外力而走向极权的第三帝国,相反却是变成第三帝国后再制造了出战争。这个过程走向的背后推力主要分为外部和内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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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部的时代环境来看,当时的德国作为一战的战败国,在《凡尔赛和约》中承担了巨额的赔偿责任并遭受到割地、限制军备等大量惩罚。考虑到当初德国发动一战的目的就是试图重新瓜分欧洲各国在海外的殖民地,于是一战的结果对德国而言是偷鸡不着还蚀了把米,不但没抢到地盘还亏大发了。因此,彼时欧洲政治之乱世根源并未被消除,德国的军国主义精神只是被压制而未消散,甚至在民众内心深处中也有市场,一旦有机会就面临更大的反弹。因此一战的结束似乎只是个pause而不是end,英国外相曾预见性地认为《凡尔赛和约》只是份“为期二十年的休战书”

阿里斯蒂德·白里安

在德国人眼里《凡尔赛和约》条约无疑带有强烈的丧权辱国性质。由于第二帝国的倒台,魏玛共和国作为其法理上的继承人代表德国签署了《凡尔赛和约》,尽管当时总统艾伯特也是迫于形势无奈。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魏玛共和国成了替罪羊。显然没有一个德国人会满意这份“和”约,尚未消亡的旧贵族阶层及军国主义思想者也把这当成了反对魏玛共和国的理由之一。而上世纪二十年代德国的经济危机加上巨额赔款的祸不单行,使得德国国内经济环境严重恶化。历史证明,这种内忧外患的环境总是滋生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或极端主义的最佳温床,无论哪个国家都是如此

第八: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

魏玛共和国在当时面临的这些外部因素,首先从一个角度揭示了世界上很多民族国家乃至个人未有深刻思考反省过的问题:当你被其他人(或其他国家)普遍敌视的时候,你是选择报复性地同样敌视仇恨其他国家,以一个人对抗世界;还是选择主动放下姿态友好对待其他国家,以求通过改善自己来改善与他人的关系?民族、民粹主义者们都会以报复性的心态选择前者,认为报复、复仇或类似的概念乃是天然之正义,这其中隐隐含着一种“平等”主义的思想:既然别人这么对我,我也应当对等地这么对待别人。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怀有这种思想的德国人并不占少数,在纳粹党上台前一直就潜伏在德国民众心里,而纳粹党上台后更是煽起这股对抗性思潮,以至于二战后德国人在几十年内除经济建设以外的主要任务就是反省之前的世界观。在美国的监督和帮助下,德国摈弃过去的一己对抗世界的复仇主义观念,换之为承认错误并放低姿态向他国开放并与之合作,最终赢得世界主流圈子的认同甚至是尊重。可以说,德国在二战后与一战后的态度对比(其实日本也是),对于那些后进国家而言是个极佳的现实教材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他当了百日总理和6年外交部长。他是作为一个伟大的外交家而载入史册的,在没有武力保护下,他利用拉帕洛条约、洛迦诺公约和柏林条约三个条约,成功地拆散了反德同盟,为德国复兴打下基础。他继承了俾斯麦的事业,甚至可以说超越了俾斯麦,因为他的德国缺乏俾斯麦德国的实力。

比起上述外部环境所造成的影响来看,魏玛共和国的内部因素则更为本质性,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的德国人自己亲手终结了魏玛共和国,尽管似乎是“不经意”之间。这种“自残”的方式,从表面的直接因果关系来看,是德国人通过纳粹党下的手,即藉由纳粹党结束了共和国。但如果就这么就事论事地把一切负面结果都简单归结于纳粹党的罪恶,这只是个天真的鸵鸟式想法,会使人无法从失败的历史中汲取真正的教训。纳粹的行为只是逻辑链上的最后一环,要真正反思历史避免重蹈魏玛共和国悲剧的覆辙,必须探究更深层的两个问题:纳粹党和希特勒为什么会被人民选上台,以及纳粹党和希特勒为什么有能力把德国带向极权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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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

第九:安德烈·葛罗米柯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外交家。1931年加入联共。1939年起历任外交人民委员部美洲司司长、驻美国大使、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代表、外交部副部长、驻英国大使等职。1957年起任外交部长。1973年当选苏共政治局委员。1983年兼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85年起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主编有《外交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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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葛罗米柯

第十: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

出生于德国的美国犹太人外交家,与越南人黎德寿一同为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原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后担任尼克松政府的国务卿并在水门事件之后继续在福特政府中担任此职,基辛格在1969年到1977年之间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发挥了中心作用,1971年7月9—11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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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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