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大战

随着古典学界对古希腊社会理解的日益深入,宗教被视为希腊城邦社会不可或缺的内在组成部分。

现代意义上的“宗教”概念在古希腊语中并无确切的对应词,意思最接近的词汇是eusebeia,含义为“对神敬仰、虔诚”。由此看来,对古希腊宗教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考察古希腊人向神表达敬意的方式,即供奉神的仪式活动。一直以来,对希腊宗教的研究都是西方古典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之一,研究传统深厚,学者们先后选择了不同的研究路径,以便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这一研究对象。

内容提要:本文回顾了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学术界对古典妇女史的研究状况,描述了其兴起与发展的过程与特点,指出西方古典妇女史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入的发展过程,在研究的对象、途径、范围、方法和分析范畴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研究知名妇女到关注包括普通妇女在内的全体女性;从使女性在古典史学中显现出来,到把社会性别作为妇女史研究的基本分析范畴,进而超越社会性别,强调女性的多重主体身份,注重差异、多样性和流动性。与此同时,吸取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跨学科地进行研究成为西方古典妇女史研究的一种趋势。

内容提要:奥林匹亚节是古希腊最重要的宗教节日,它的泛希腊性质使其在促进希腊民族团结、增强民族认同感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奥林匹亚节的运作并没脱离希腊城邦社会的大背景,城邦结构为这一节日的举办提供了基础性框架。但在国内过去的研究中,学者们常常较多地关注奥林匹亚节的泛希腊特征,而忽视了其作为城邦制度内在组成部分的重要性。本文试图从伊利斯城邦对节日的管理、希腊城邦对节日的参与以及节日的泛希腊性和城邦框架之间的关系三方面入手,探讨奥林匹亚节与希腊城邦制度、城邦社会之间的密切关联。

宗教;希腊;研究路径;仪式;研究

以仪式为研究重点

妇女史是当代史学研究的一个前沿性领域,它的兴起与西方女权运动和20世纪的史学变革有着密切的联系。近几十年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西方新史学、女性主义、社会性别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发展,许多西方古典学者、尤其是古代史家对当代史学革新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在古希腊罗马妇女和性别史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拟就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学术界对古典妇女史的研究状况做一回顾,描述其兴起与发展的过程与特点,探讨它对于西方古典史研究的贡献。

关键词:古希腊、奥林匹亚节、泛希腊节日、城邦

随着古典学界对古希腊社会理解的日益深入,宗教被视为希腊城邦社会不可或缺的内在组成部分。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剑桥仪式学派”继承英国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研究原始宗教的理路,开创性地将19世纪新兴的人类学理论方法吸收进希腊宗教研究之中,对希腊宗教——特别是宗教仪式——进行了全方位的阐释。这种研究方式打破了此前古典学界只重视文献资料的氛围,将人们对希腊宗教的关注重点从神话扩大到仪式。该学派的核心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简·艾伦·赫丽生(Jane Ellen Harrison)其代表性为《希腊宗教研究导论》和《古希腊宗教的社会起源》。她的观点可简单归纳为:神话起源于仪式,仪式是神话的基础,神话是仪式表达的结果;仪式不断重复,但到仪式消亡之后,神话却凝结在文学、艺术等载体上留存下来。这两部著作之后多次重印,在希腊宗教和希腊文化研究领域影响深远。“剑桥仪式学派”的代表人物还包括吉尔伯特·默里(Gilbert Murray)、康福德(F. M. Cornford)等杰出古典学家。

公元前420年,正值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一阶段结束后的短暂休战期,斯巴达与雅典刚刚签订了“尼基阿斯和约”(Peace of Nicias),各自获得宝贵的喘息机会。然而,伯罗奔尼撒同盟内部并不平静,以科林斯为首的其他同盟国不赞成议和,一些同盟国甚至开始酝酿私下结盟,以摆脱斯巴达的领导地位。在这一背景下,地处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北一隅的城邦伊利斯因领土问题与同盟领袖斯巴达产生嫌隙,斯巴达只接受一定程度的让步,不同意伊利斯人提出的要斯巴达缴纳罚款的和解方案。最终,伊利斯以斯巴达人违背奥林匹亚和约为由,禁止斯巴达人参加当年的奥林匹亚祭祀仪式和竞技比赛。[2]

现代意义上的“宗教”概念在古希腊语中并无确切对应词,意思最接近的词汇是eusebeia,含义为“对神敬仰、虔诚”。可见,对古希腊宗教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考察古希腊人向神表达敬意的方式,即供奉神的仪式活动。古希腊宗教研究是西方古典学的重要领域之一,研究传统深厚,学者们先后选择了不同研究路径。

“剑桥仪式学派”在20世纪上半叶的古典宗教研究领域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到了20世纪中期,这一学派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开始遭到激烈批评。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引入以及对仪式功能的重视固然为人们认识希腊宗教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平台,但对仪式的过分强调却在很多情况下扭曲了客观历史事实。神话与仪式显然不是完全对应的关系,并非每个仪式都涉及神话,也不可能所有神话都起源于仪式。总而言之,神话与仪式的关系可以作为我们理解希腊宗教的一个视角,但却不能是唯一的视角。另外,单纯使用仪式人类学方法研究希腊宗教还会带来另一后果,即把研究对象推入被边缘化的窘境,因为这一研究方式过分关注人类学意义上的仪式功能,而忽视了仪式与其所在的政治社会结构之间的关联。

西方学术界对古代妇女状况的关注可追溯到19世纪。1861年,瑞士人类学家与法学家巴霍芬出版了名著《母权论:根据古代世界的宗教和法权本质对古代世界的妇女统治的研究》,其思想影响了西方古典学者对古典时代妇女的学术研究。进入20世纪之后,西方学者对古希腊罗马女性的关注有所增加。1949年,法国著名存在主义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正式出版,作者用哲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和文学等大量材料证明:女性自由的障碍不是其生理条件,而是政治和法律的限制。在该书第二部的相关章节中,波伏娃详细地阐述了古希腊罗马妇女的处境,分析了她们在家庭、法律和财产等方面所处的依附于男性的地位。[1]《第二性》不仅成为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理论经典,更对西方妇女史家的学术探究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从上述事件可以看出:只要有合适的理由,伊利斯城邦有权阻止其它希腊城邦的公民参加奥林匹亚节。这意味着,一个希腊城邦公民无论是参加祭祀仪式还是竞技比赛,都要以城邦为单位,即代表了其所在的城邦。同时这也进一步说明,城邦社会是奥林匹亚节这个泛希腊宗教节日的重要背景,是其运作的框架。

以仪式为研究重点

注重宗教与希腊社会的交融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兴起。1963年,这次运动的先驱者贝蒂·弗里丹出版了其名著《女性的奥秘》,号召女性冲破传统观念和家庭束缚,实现经济和社会地位的独立。该书唤醒了广大妇女的自我意识,被视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书籍之一。与此同时,西方新史学崛起,它倡导总体史研究,并致力于拓宽历史研究的范围和领域。在女权运动和新史学思潮的推动下,西方妇女史研究异军突起,蓬勃发展,作为其源头和重要组成部分的古希腊罗马妇女史也受到了古典史家的重视,相关的研究著作迅速增多。

事实上,在近些年的希腊宗教史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城邦在希腊宗教崇拜体系中所起到的基础框架作用,一些学者甚至用“城邦宗教”(polis religion)这一概念来概括希腊的宗教体系。[3]在这一体系中,宗教、乃至希腊人用以表达其宗教情感的仪式行为,都与希腊城邦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进程密切相关。对于城邦范围内的宗教节日,如雅典的城市狄奥尼索斯节(The Great Dionysia)等,城邦社会与宗教仪式之间的关联比较容易理解,也得到不少学者的关注;[4]但在城邦范围以外,即跨城邦和泛希腊的宗教节日中,城邦宗教的特征也同样有所反映。本文就试图从古希腊奥林匹亚节入手,论述这个泛希腊宗教节日与希腊城邦之间的密切关联。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剑桥仪式学派继承英国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的《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一书研究原始宗教的理路,将新兴的人类学理论方法吸收到希腊宗教研究中,对希腊宗教尤其是宗教仪式进行全方位阐释。这种研究方式打破了古典学界此前仅重视文献资料的氛围,对希腊宗教的关注重点从神话扩及仪式。该学派的核心人物是剑桥大学教授简·艾伦·赫丽生,其代表作为《希腊宗教研究导论》和《古希腊宗教的社会起源》。她的观点可归纳为:神话起源于仪式,仪式是神话的基础,神话是仪式表达的结果;仪式不断重复,当仪式消亡后,神话却凝结在文学、艺术等载体中留存下来。这两部著作多次重印,在希腊宗教和希腊文化研究领域影响深远。该学派的代表人物还包括吉尔伯特·默里、弗朗西斯·康福德等古典学家。

到20世纪中期,“年鉴学派”在法国史学界兴起。该学派借鉴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种社会学科的研究方法,侧重将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强调人类活动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和彼此间的作用,认为正是这些联系与作用所形成的结构和功能关系体现了人类的历史发展。这一时期法国的古希腊宗教研究也深受“年鉴学派”的影响,其中突出的代表人物之一是让—皮埃尔·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以他为核心的从事该领域研究的法国学者被称为“巴黎学派”。韦尔南借鉴了结构人类学大师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Strauss)的研究路径,将结构主义引入古希腊宗教与社会研究,并擅长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研究古希腊的神话、宗教和思想。在韦尔南诸多有影响力的著作中,《希腊人的神话和思想——历史心理分析研究》、《古希腊的神话与社会》、《古希腊的神话与宗教》最具代表性,被学界称为“三部曲”。与“剑桥仪式学派”的视角不同,“巴黎学派”尤其重视希腊宗教与其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关联,强调“希腊宗教并没有构筑一个另外的领域,即一个封闭于自身界限之中并且要加在家庭、职业、政治或娱乐生活之上而又不与之相混的区域。”除韦尔南之外,“巴黎学派”还包括热内(L. Gernet)、德蒂安(M. Detienne)等杰出的法国学者。

1962年,英国学者巴尔斯顿出版了《罗马妇女:她们的历史和习俗》一书,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从公元前753年罗马建城到公元337年君士坦丁大帝去世期间,罗马不同妇女群体的状况,并从婚姻、宗教和日常生活等方面分析了罗马女性的地位,为之后的古罗马妇女史研究奠定了基础。[2]

一、伊利斯城邦与奥林匹亚节的管理

20世纪上半叶,该学派在古典宗教研究领域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20世纪中期,该学派的研究方法开始受到批评。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引入和对仪式功能的重视,固然为人们认识希腊宗教提供了新的平台,但对仪式的过分强调在很多情况下扭曲了历史事实。神话与仪式显然不是完全对应的关系,并非每个仪式都涉及神话,也不可能所有神话都起源于仪式。总之,神话与仪式的关系可以作为理解希腊宗教的视角,但不能成为唯一视角。单纯使用仪式人类学方法研究希腊宗教,还会带来另一后果,即把研究对象推入边缘化的窘境,因为这一研究方式过分关注人类学意义上的仪式功能,而忽视仪式与政治、社会结构之间的关联。

与之前的“剑桥仪式学派”相比,“巴黎学派”更加重视希腊宗教自身丰富的逻辑内涵与内在一致性。在韦尔南等学者看来,把描述当代宗教现象的概念直接套用来描述古希腊人对神圣的理解,这是带有偏见的研究方法。希腊宗教的本质性特征来源于希腊社会这个基础,因此只有在充分考察其社会背景的前提下,才能对希腊宗教的内涵有更为准确的认识。

美国古典学家萨拉·波梅罗依是古希腊罗马妇女史研究的开拓者。1975年,她出版了《女神、妓女、妻子和奴隶》一书。在书中,作者依据丰富的考古证据和文献资料,从公共生活、私人生活、宗教角色和文学形象等不同角度,对古希腊罗马贵族与平民妇女的状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与分析。该书是西方古典妇女史研究开创性的著作,受到了学界的充分肯定,对古希腊罗马妇女史和西方文明史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3]

在古希腊城邦社会,宗教权力属于全体公民,而不为某一阶层垄断。城邦委派一些公民或公民团体负责宗教事务,他们代表整个公民集团履行宗教权力。这些祭司的身份类似行政官员,其权力仅限于他本人所服务的神祗的圣地以及相关的宗教活动。[5]他们有固定的任职期限,有些在卸任时还要述职,以接受监察。虽然某些祭司职位限定于特定家族团体范围内,但他们也要服从议事会和公民大会的决议法令。其他没有出身规定的祭司职位对所有公民开放,以选举或抽签方式选出,满足相关条件(如性别、无身体缺陷等)的公民都可参选。[6]以雅典为例,城邦的3个高级执政官本身就执掌一定的宗教职能;城邦每年还会从500人议事会中选出一个10人委员会管理城邦的大型节庆活动;泛雅典人节(Panathenaia)[7]也有专门的委员会负责。[8]由此可见,在古希腊城邦内部,宗教祭祀活动的管理权掌握在由全体公民组成的城邦共同体手中。这样的管理模式不仅限于单个城邦范围内的宗教活动,即使跨城邦或泛希腊的活动也同样如此。以泛希腊的宗教节日——奥林匹亚节为例,位于奥林匹亚圣地西北约36公里处的伊利斯城邦执掌着节日的管理权,这也是公元前420年伊利斯能够禁止斯巴达参加奥林匹亚节的原因。

注重宗教与古希腊社会交融

以城邦为基本框架

1979年,以色列古典学者戴维·夏普斯出版了《古希腊妇女的经济权利》一书。作者从古希腊的财产类型、女继承人、嫁妆、女性经济的模式等方面,探讨了古希腊城邦妇女的经济与法律地位。[4]该书是一部比较全面地考察古希腊女性财产权利的著作,受到了古典史家的重视。1981年,美国古典学者海伦妮·福莉主编出版了论文集《古代妇女的映象》。在书中,作者们依据线性文字B和铭文、纸草、历史、文学、法律等方面的资料,探讨了古希腊罗马妇女的社会经济作用、读写能力以及古希腊人的性别观念等问题。[5]同年,意大利古典学者伊娃·坎塔雷拉出版了《模糊的邪恶》一书,后来被译成英文,以《潘多拉的女儿们》之名正式出版。该书根据丰富的史料,探讨了古希腊罗马男性对女性的看法,考察了当时女性的社会和法律地位。作者认为,古希腊自由女性的作用是再生产公民,而女奴隶的职责是从事劳动,教育培养后代的任务则由男性来承担;古罗马自由女性不仅要为家庭生育后代,还承担起把子女培养成公民的职责,这使她们在某些方面参与到男性的生活中。但总的说来,由于性别上的“差异”,为城邦和帝国生产公民的女性被排除在古希腊罗马的历史研究之外。[6]

伊利斯对奥林匹亚节的管理权体现于竞技比赛和宗教崇拜两个方面。

20世纪中期,年鉴学派在法国史学界兴起。该学派借鉴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注重将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强调人类活动各领域之间的联系和作用,认为这些联系和作用形成的结构与功能关系体现了人类历史发展。这一时期,法国的古希腊宗教研究也深受年鉴学派的影响,代表人物是让-皮埃尔·韦尔南,以他为核心从事该领域研究的法国学者被称为巴黎学派。韦尔南借鉴结构人类学创始人列维·施特劳斯的研究路径,将结构主义引入古希腊宗教与社会研究,擅长运用社会心理学方法研究古希腊神话、宗教和思想。在韦尔南的诸多著作中,《希腊人的神话和思想——历史心理分析研究》、《古希腊的神话与社会》、《古希腊的神话与宗教》最具代表性,被称为“三部曲”。与剑桥仪式学派的视角不同,巴黎学派尤其重视希腊宗教与社会文化背景的关联,强调“希腊宗教并没有构筑一个另外的领域,即一个封闭于自身界限之中并且要加在家庭、职业、政治或娱乐生活之上而又不与之相混的区域”。除韦尔南之外,该学派还包括路易·热内、马塞尔·德蒂安等学者。

随着古典学界对希腊历史理解的深入,学者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对希腊文明的解读离不开对城邦的研究,城邦是最具古希腊特色的政治组织形式,而且这一形式主导了希腊社会各个层面的发展,因此城邦的框架应该引入对古希腊历史的研究中,对希腊宗教的研究也应遵循这样的方式。于是自20世纪后期以来,希腊宗教研究开始逐渐围绕城邦予以展开。《希腊宗教》是德国古典学家瓦尔特·伯尔克特(Walter Burkert)的代表作,时至今日仍是古希腊宗教研究领域的重要参考书之一,该书中首次使用了“城邦宗教”这一概念。法国学者波利尼阿克(François de Polignac)的《宗教崇拜、领土与希腊城邦的起源》将宗教崇拜视为希腊城邦起源的重要原因之一,指出宗教圣所对于城邦共同体领土空间的确定、城邦公民共同体意识的形成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希腊城邦自兴起之初就是一种宗教共同体。法国学者宰德曼和潘特尔(Louise Bruit Zaidman and Pauline Schmitt Pantel)《古希腊城邦的宗教》更是从标题就表明了其研究的框架,即以城邦这个特殊的公民团体作为研究希腊宗教的背景。

与此同时,西方古典妇女史研究的史料编撰也开始了拓荒工作。1982年,玛丽·莱夫柯维兹和莫林·范特主编的《希腊和罗马妇女的生活》是一部有关古希腊罗马妇女历史的资料集。该书的第二版在十年之后发行,较之初版,第二版增添了更多有关西方古典世界中,涉及女性的悲剧、铭文和纸草资料,并提供了更多关于妓女、乳母、女角斗士和女艺人等职业女性的信息,[7]为古典妇女史家对这些方面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首先,竞技比赛裁判的选拔与设置体现出伊利斯对节日的管理权。奥林匹亚节的裁判——同时也是活动的管理者——被称为“希腊人的裁判”(Hellanodikai),这一名称本身反映出节日的泛希腊性质。然而,这些裁判实际上都是从伊利斯人中选拔出来的,而且其选拔、设置与伊利斯城邦的政治结构、行政区划之间关联密切。在伊利斯城邦内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富有的乡绅寡头阶层,而负责管理奥林匹亚节的也正是他们。[9]根据波萨尼阿斯(Pausanias)的记载:节日最初的管理者1人,是伊利斯王族奥西鲁斯家族的后裔;从第50届节日开始,裁判变成2人,并从全体伊利斯人中抽签选出,负责管理节日;之后到第95届节日,裁判数量变成9人;下一届10人;到第103届,裁判数目变成12人,当时伊利斯一共12个部落,每部落选出1人;由于伊利斯人在与阿卡狄亚人的战争中失掉了部分领土,伊利斯城邦的部落数量由12个缩减为8个,而同一时期的第104届节日也仅设8名裁判;直到第108届又恢复成10名,之后这个数目才固定下来。[10]由此看来,伊利斯由王制发展为寡头制的政治制度变化,以及伊利斯城邦行政区划结构的变动,都成为影响奥林匹亚节裁判数目变化的重要因素。而裁判的选拔过程遵循在一定范围内抽签选出的选举机制,这也符合希腊城邦政治运作的普遍原则。

与剑桥仪式学派相比,巴黎学派更加重视古希腊宗教自身丰富的逻辑内涵和内在一致性。在韦尔南等学者看来,把描述当代宗教现象的概念直接套用来描述古希腊人对神圣的理解,是带有偏见的研究方法。古希腊宗教的本质性特征来源于古希腊社会,只有在充分考察社会背景的前提下,才能对古希腊宗教的内涵获致更为准确的认识。

在这一研究趋势中,英国古典学家苏尔维努—因伍德(Christiane Sourvinou-Inwood)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她通过《何为城邦宗教》以及《再论城邦宗教》两篇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文章,明确给出了“城邦宗教”的概念,即古代希腊宗教以城邦为其运行的基础性框架,反过来,城邦又通过宗教实现了内部的运作和相互间的关联作用。在希腊宗教中没有圣书与教义,各种祭神的仪式就是希腊人表达其对神虔诚的核心方式。在这些仪式中,城邦界定了仪式参加者的范围,掌握着仪式的组织管理权,为仪式提供资金支持,希腊人的宗教崇拜可以说就是以城邦为基础的。另一方面,宗教生活又在城邦生活中占据核心地位,城邦与神祇的关系是城邦的立国之本,因此城邦公民的各项活动都要以对神的虔诚为必要条件。城邦中的各种关系,不论是社会关系还是政治关系,都要通过宗教仪式予以界定和表达。同时,宗教也是希腊城邦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在根本上构建并保持着城邦内各个层面的认同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城邦信仰的质疑就意味着对城邦根基的动摇,故被认为是对城邦的背叛。由此可见,希腊人的宗教崇拜与城邦社会密切交融,城邦共同体甚至可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一种宗教共同体。

大体说来,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以波梅罗依为代表的西方古典妇女史家主要致力于重新建构古希腊罗马妇女生活的真实场景,努力使被传统史学忽略与遮蔽的女性在古典史学中得以显现。简言之,她们就是要使对历史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古希腊罗马妇女有自己的历史。

除竞技比赛之外,伊利斯城邦也管理奥林匹亚节的宗教崇拜和祭祀仪式。在每届奥林匹亚节举办之际,为保障节日参与者往返路途的安全,伊利斯都会派传令官赴希腊各城邦宣布一个休战规定,即在节日举办前后以及节日期间,任何可能干扰节日举办的行为,包括战争、处决死刑犯等行为都要停止,此为“奥林匹亚和约”。和约的传令官由伊利斯指派,这本身就体现了伊利斯城邦在节日中的管理者角色。另外,节日期间还举办盛大的巡游仪式,巡游的终点是奥林匹亚圣地,而起点则正是位于30多公里以外的伊利斯城邦,这也反映出伊利斯的特殊地位。

以城邦为基本框架

“城邦宗教”范式的应用与反思

伊利斯拥有对奥林匹亚节的管理权,这项管理权甚至成为该城邦的一项重要城邦事务,这一点突出反映在伊利斯城邦中心的建筑布局上。波萨尼阿斯在他的游记中详细描述了伊利斯的建筑格局。根据他的说法,伊利斯城邦中最醒目的建筑之一是旧体育馆,除此之外还有两个体育馆。这些体育馆的功用都与奥林匹亚节有关。运动员赛前训练、比赛分组等事宜都在这些体育馆完成。此外,伊利斯城邦议事会的会堂(Bouleuterion)也设置在其中一个体育馆内。通向体育馆的道路有两条,一条连接浴室,另一条则连接裁判的居所(Hellanodikaion)以及相邻的阿戈拉。[11]由此可见,与奥林匹亚节相关的建筑,特别是体育馆,在伊利斯城邦占据中心地位,就连城邦的议事厅也设在体育馆内。因而,管理奥林匹亚节在伊利斯城邦事务中占据重要位置。同时,这样的建筑布局也反映出希腊城邦政治空间与宗教空间重合的特点。这一点在其他希腊城邦中也有体现,例如雅典的阿戈拉是雅典议事厅等政治机构所在地,但其中也有神庙、祭坛、英雄墓等宗教建筑。政治与宗教空间的重合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希腊宗教与城邦政治乃至城邦社会的交融关系。

随着古典学界对希腊历史理解的深入,学者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对希腊文明的解读离不开对城邦的研究,城邦是最具古希腊特色的政治组织形式,主导了希腊社会各层面的发展。因此,应该将城邦研究框架引入古希腊历史研究中,对希腊宗教的研究也应如此。20世纪后期以来,希腊宗教研究开始逐渐围绕城邦予以展开。《希腊宗教》一书是德国古典学家瓦尔特·伯尔克特的代表作,至今仍是古希腊宗教研究领域的重要参考书,该书首次使用“城邦宗教”这一概念。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德·波利尼阿克的《宗教崇拜、领土与希腊城邦的起源》将宗教崇拜视为希腊城邦起源的重要原因之一,宗教圣所对城邦领土空间的确定、城邦公民共同体意识的形成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希腊城邦自兴起之初就是一种宗教共同体。法国学者路易斯·宰德曼和宝琳·施密特·潘特尔合著的《古希腊城邦的宗教》,书名本身就表明了其研究框架,即以城邦为研究希腊宗教的背景。

“城邦宗教”为学者们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成为当今古希腊宗教研究领域最炙手可热的范式。在这一研究路径的引领下,希腊宗教重又成为近年古典学界的热点问题之一。《牛津希腊宗教读本》开篇就是上述两篇因伍德解读“城邦宗教”的文章,而且因伍德也是读本中唯一被收录了两篇文章的作者,这充分显示了“城邦宗教”概念的提出对希腊宗教研究的巨大意义。

20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随着社会性别和后现代主义理论影响的增强、学术研究的文化转向、新史学和新文化史的发展,西方古典妇女史在研究的对象、视角、范围和方法等方面的变化逐渐加快。[8]

事实上,伊利斯城邦并非轻而易举就得到了奥林匹亚节的管理权,而是经历了长期的斗争,从奥利匹亚周边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其他地区的多个城邦都卷入这场争夺战之中,斗争与希腊城邦格局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

在这一研究趋势中,英国古典学家克里斯蒂安·苏尔维努-因伍德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何为城邦宗教》和《再论城邦宗教》这两篇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文章中,她明确提出了“城邦宗教”概念,即古代希腊宗教以城邦为其基础性框架,城邦又通过宗教实现内部运作和相互关联作用。希腊宗教没有圣书和教义,各种祭神仪式就是希腊人表达其对神虔诚的核心方式。在这些仪式中,城邦界定参加者的范围,掌握组织管理权,为仪式提供资金支持,希腊人的宗教崇拜是以城邦为基础的。宗教在城邦生活中占据核心地位,城邦与神祇的关系是城邦的立国之本,城邦公民的各项活动都以对神的虔诚为必要条件。城邦中的各种关系,不论社会关系还是政治关系,都要通过宗教仪式予以界定和表达。同时,宗教也是希腊城邦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构建并保持着城邦内各个层面的认同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城邦信仰的质疑就意味着对城邦根基的动摇,被认为是对城邦的背叛。可见,希腊人的宗教崇拜与城邦社会密切交融,城邦共同体可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宗教共同体。

概念的厘清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城邦宗教”这一范式渗透进自己的研究之中,牛津大学教授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er)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也是因伍德生前重要的学术合作伙伴。帕克先后出版了两部考察雅典宗教的专著:一是《雅典宗教——一部历史》,该书以雅典人信仰方式的逐渐变化为线索,梳理出整个雅典城邦从公元前8到前3世纪的发展历程。宗教在此被视为雅典城邦历史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城邦的特质塑造了雅典人在信仰上的特征,而城邦的运行又离不开其内部的宗教活动;另一部专著《雅典的多神教与社会》,则具体研究了古典时代雅典人供奉神祇的各种仪式,尤其是雅典城邦的宗教节日,从而使我们看到宗教活动在雅典人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在帕克的研究中,宗教与城邦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断被涉及,“城邦宗教”的原则贯穿其中。此外,近年还有多篇探讨古希腊宗教仪式与城邦权力、城邦意识形态之间关联的论文发表,在古典学界引起相当大的反响,而这些研究的出发点显然都带有“城邦宗教”范式的印记。

从研究对象来看,西方古典妇女史家研究的对象把目光从上层和贵族妇女,逐步扩大为全体妇女。在继续研究知名妇女和上层妇女的同时,她们开始努力关注女奴、女工、妓女和外邦女性等下层和边缘女性的状况,并注意到古典世界中不同妇女群体之间的共性与差异。有关古希腊罗马上层和贵族女性的资料要比下层和边缘女性群体的资料多得多,因此,研究前者的著述是十分丰富的。例如,澳大利亚古典学者苏珊·迪克松著的《罗马母亲》一书,主要研究公元前2世纪早期到公元3世纪早期罗马城公民母亲的角色,包括她们的法律地位、遗产继承、母亲与子女的关系等。[9]作者以翔实的史料颠覆了人们头脑中慈母严父的传统观念,说明了罗马公民女性不但在家庭中享有一定的权威地位,而且在子女教育方面也扮演重要角色。此外,她还撰写了《科尔奈利娅:格拉古兄弟的母亲》一书,讲述了作为完美的罗马女性典范科尔奈利娅的生平,展示了这位贵族主妇在一个政治动乱的时代对其政治家儿子们的影响。[10]加拿大古典学者安东尼·巴雷特撰写的《利维娅——罗马帝国第一夫人》是研究奥古斯都的妻子、皇帝提比略的母亲利维娅的专著,[11]介绍了利维娅的生平,并根据其不同的身份阐述了其多面的形象,分析了她对当时罗马政治生活和皇帝家庭所起的重要作用。不过,该书主要着力于介绍利维娅的生平,缺少更为深刻的解释和评论。

综合波萨尼阿斯、斯特拉波和色诺芬的记载,我们可以梳理出几个城邦争夺奥林匹亚节管理权的大致过程。最初的争夺在皮萨与伊利斯之间展开,伊利斯占优势。但到公元前8世纪中期,在阿尔哥斯国王斐冬的支持下,皮萨接替伊利斯管理第8届节日。之后这个管理权又转回到伊利斯手中。到公元前644年的第34届节日,皮萨又靠武力夺回管理权,但伊利斯很快再次赢回权利。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左右,伊利斯彻底摧毁皮萨,其对节日的管理权固定下来。[12]然而,公元前364年,阿卡狄亚又旧事重提,以皮萨最早管理赛会为借口,取代伊利斯控制当年的第104届节日,奥林匹亚圣地成为双方的战场,最终伊利斯方面取胜。[13] 根据波萨尼阿斯的说法,上述第8届、34届、104届节日都被伊利斯人宣布为“非奥林匹亚节”(non-Olympiad),拒绝将其登记在他们的奥林匹亚节名单上。[14]

反思城邦宗教范式

随着“城邦宗教”成为希腊宗教研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路径之一,一些学者们也开始指出这一范式的缺陷所在。批评性的意见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是它过分强调城邦对宗教的控制权;二是它过分强调宗教对城邦的作用。这两点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城邦宗教”忽视了个体信仰以及私人领域的宗教活动在希腊宗教中的地位。然而学界普遍认为,虽然希腊宗教的多样性元素不应被否认,但在城邦的框架下理解希腊宗教仍是最可行的一种研究方式。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要理解的对象并非形而上的宗教意象、观念、信仰,而是具体的宗教仪式,这些仪式由城邦管理、受城邦控制。因此,“城邦宗教”的范式更适用于解读城邦公民集体表达信仰的宗教活动。

与此同时,古典妇女史家也在不懈地试图重构古希腊罗马下层妇女的历史。早在1981年,美国古典艺术史家纳塔莉·坎彭就出版了《形象与地位:奥斯提亚的劳动妇女》一书。作者根据在古罗马一个港口城市奥斯提亚发现的浮雕、纪念碑等可视的艺术形象资料和法律、文学及铭文等书写资料,重构了这个城市劳动妇女的劳作与生活状况,并对她们的地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2]在过去的西方古典史著作中,劳动妇女是被历史遗忘的群体,即使在以往的古希腊罗马妇女史著作中,也鲜有专门描写劳动妇女的作品。1995—1996年,奥地利古典学者沃尔特·斯奇德尔发表的论文《希腊罗马最沉默的女性:古代世界的乡村劳动与女性生活》,介绍了古希腊罗马女性参与农业劳动的情况,让读者对她们的生活与劳作状况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13]1998年,桑德拉·乔塞尔和希拉·默纳汗主编了论文集《希腊罗马文化中的女性和奴隶》。在这部论文集中,作者们通过对古希腊罗马的文学、医学作品、法庭演说和家庭状况的研究,分析了女性和奴隶这两个处于从属地位的群体之间的共性与差异,揭示了西方古典世界的父权制与奴隶制社会的实质。[14]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文字记载不可被视为完全可靠的信史,特别是有关奥林匹亚节早期的记叙。后世作家对这段历史的描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希庇阿斯所修撰的奥林匹亚编年史。但希庇阿斯本人是伊利斯人,生活在公元前400年左右,这正是伊利斯与阿卡狄亚不睦的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希庇阿斯修撰这段历史实际是在为伊利斯对节日的管理权寻找合理的历史依据,因而必然带有严重的主观倾向性。[15]从这个角度上说,希庇阿斯这一行动本身就是出于伊利斯城邦发展的需要。

城邦宗教这一研究路径为学者们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成为当今古希腊宗教研究领域最流行的范式。在这一研究路径的引领下,希腊宗教重新成为近年来古典学界的热点问题之一。2000年出版的《牛津希腊宗教读本》开篇就是因伍德的《何为城邦宗教》和《再论城邦宗教》这两篇文章,它们充分显示了“城邦宗教”概念对古希腊宗教研究的巨大意义。

从仪式人类学路径到社会心理学路径,再到“城邦宗教”的范式,古希腊宗教研究的切入点和视角一直在发展变化,不同的研究路径决定了研究导向和结果的差异。希腊宗教最初被视为一个孤立的对象,学者们常常将其置于希腊城邦社会的结构以外进行研究。随着古典学界对古希腊社会理解的日益深入,希腊宗教研究也呈现出一种新的趋势,即宗教被视为希腊城邦社会不可或缺的内在组成部分,对它的研究必须被纳入希腊社会整体研究之中,由此我们才可能更准确地理解古希腊人的宗教活动,并通过研究希腊宗教更全面地认识古代希腊城邦社会。

对于在古希腊罗马社会处于边缘地位的妓女,西方古典妇女史家也给予了重视和关注。2003年,美国古典学者德布拉·哈梅尔出版了《审判尼伊拉:古希腊一个妓女不体面生活的真实故事》一书,重构了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一名因与雅典公民结婚生子而受到审判的高等妓女尼伊拉的悲惨人生故事,说明了这一审判发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反映了当时雅典社会的法律制度和妓女的低下地位。[15]2006年,克里斯托弗·法劳内和劳拉·麦克卢尔主编了论文集《古代世界的妓女与交际花》。作者们依据丰富的法律、宗教、文学和艺术资料,考察了从两河流域文明到早期基督教时代的古代世界的妓女和性贸易。全书分为“卖淫与神圣”、“卖淫的法律与道德话语”和“卖淫、喜剧与公共表演”三部分,重点研究了古希腊罗马妓女的生活及其形象。[16]

但综合文献资料和考古证据,我们基本可以肯定,在经历了公元前8—7世纪的一系列争夺斗争后,到公元前6世纪中晚期,伊利斯已牢固掌控了奥林匹亚节的管理权。从考古发掘成果来看,公元前7世纪中期,在奥林匹亚曾发生过一次大动荡,许多贵重的供奉品都遭到人为破坏,埋在圣地中心的地下,同时圣地内又修建了一批大型建筑。而到公元前6世纪早期,圣地再次经历了一轮毁灭性的破坏与重建。学者们将这两次动荡与圣地控制权的变更联系在一起,认为节日的管理权经历了从伊利斯到皮萨再到伊利斯的变更。[16]另外,考古学家们还从奥林匹亚的阿尔提斯圣地发掘出土了一些铭文。这些铭文的年代可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中晚期。其中有大约40条是与伊利斯城邦相关的法律铭文,涉及伊利斯的土地使用、和其他城邦订立的盟约以及与其社会结构相关的官方文件。[17]由此可见,奥林匹亚圣地是伊利斯人放置城邦法律铭文的重要地点。而根据希腊人的传统,涉及城邦法律的铭文常常放置于城邦的宗教中心。[18]圣地内出土的这些铭文表明,奥林匹亚在这一时期已成为伊利斯城邦重要的宗教中心,由此看出伊利斯在长期的斗争中获得了胜利。

随着“城邦宗教”这一概念的厘清,越来越多的学者将该范式引入自己的研究之中。牛津大学教授罗伯特·帕克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也是因伍德生前重要的学术合作伙伴。帕克先后出版了两部考察雅典宗教的专著:1996年出版的《雅典宗教——一部历史》一书以雅典人信仰方式的逐渐变化为线索,梳理出整个雅典城邦从公元前8世纪至前3世纪的发展历程,将宗教视为雅典城邦历史的内在组成部分,城邦的特质塑造了雅典人在信仰上的特征,而城邦的运行又离不开其内部的宗教活动。在2005年出版的另一部专著《雅典的多神教与社会》中,他具体研究了雅典人供奉神祇的各种仪式,尤其是雅典城邦的宗教节日,展示了宗教活动在雅典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帕克的研究不断涉及宗教与城邦的关系,城邦宗教这一研究框架贯穿于其中。近年来,其他学者也发表了多篇探讨古希腊宗教仪式与城邦权力、城邦意识形态之间关联的论文,在古典学界引起相当大反响,这些研究都带有城邦宗教范式的印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邢颖)

从研究的视角和路径来看,社会性别成为西方古典妇女史家重构古希腊罗马历史的一个重要的分析范畴。“社会性别”概念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它指的是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两性差异和行为特征的理解。1986年,美国女性主义史学理论家琼·斯科特在其论文《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中指出,社会性别是代表权力关系的主要途径,它成为表示“文化构造”的一种方式,表明社会造就了男女不同的角色分工。[17]

奥林匹亚节的管理权之所以如此炙手可热,一方面是宗教情感的驱使,即各城邦向往与圣地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节日可以给管理者本身带来实际的利益。依托奥林匹亚节的影响力,管理节日的城邦可以提高自身的声望,这是显而易见的好处。此外,节日的管理权甚至可以成为小城邦用以制约强大对手的筹码。本文开头提到的伊利斯禁止斯巴达参加奥林匹亚节的事件就是很好的例证。[19]

随着城邦宗教成为希腊宗教研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路径,一些学者开始认识到这一范式的缺陷所在。批评性的意见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是该范式过分强调城邦对宗教的控制权;二是过分强调宗教对城邦的作用。这两个缺陷的重要体现是,该范式忽视个体信仰以及私人领域的宗教活动在希腊宗教中的地位。然而,学界普遍认为,虽然不应否认希腊宗教的多样性,但在城邦框架下理解希腊宗教仍是最可行的研究方式。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要理解的对象并非形而上的宗教意象、观念、信仰,而是具体的宗教仪式,这些仪式由城邦管理,受城邦控制。因此,城邦宗教范式适用于解读城邦公民集体表达信仰的宗教活动。

(本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2月14日第865期。)

约从20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西方古典妇女史家和其他妇女与性别史的研究者一样,不再满足于使女性有历史,而是着力于考察使男女两性处于不平等地位的社会性别制度。1992—1994年,由法国著名学者乔治·杜比和米歇尔·佩洛特任总主编的五卷本著作《西方妇女史》考察了从史前到现代西方女性的历史活动,论述了社会性别的建构方式以及它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影响。其中,由法国古典学者保利娜·潘特尔主编的第一卷,考察了古代西方妇女的状况。该卷的作者们选择了有关古希腊罗马妇女历史的若干重要问题来理解古希腊罗马妇女的处境,说明了为什么男女两性关系的历史是西方古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18]

事实上,对伊利斯来说,奥林匹亚节的管理权在城邦兴起阶段就已具有重大意义。法国学者波利尼亚克曾指出,在城邦兴起时代,希腊城邦的边缘圣地大大促进了城邦边界的形成以及城邦共同体认同意识的发展。然而,奥林匹亚、德尔菲、多多纳等泛希腊的宗教崇拜中心并没被纳入这些边缘圣地的范围。在波利尼亚克看来,这些宗教中心由于地理位置远离标志城邦形成的战争及其他因素,因而从公元前8世纪起逐渐发展出泛希腊的特征。[20]由此我们似乎可以认定,当希腊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时,那些位于城邦世界边缘的泛希腊圣地却置身事外。然而以奥林匹亚为例来看,这个观点值得商榷。按照波利尼亚克对非城邦中心圣地的划定标准,即使是离城市较远的圣地,其与城市中心的距离至多也就在12到15公里之间。而奥林匹亚距伊利斯36公里,显然要远得多,因此也许无法算作是人们可以进行日常宗教崇拜的城邦边缘圣地。但在波利尼亚克的划分中,还有一类宗教中心被纳入乡村圣所的范围,它们虽然不是人们日常宗教崇拜的地点,但在居民定居点分散的地区,却也是周边居民的集会中心,奥林匹亚在伯罗奔尼撒西部也正起到类似的作用。[21]正如上文已经提到过的,在这个集会中心最盛大的节日上,巡游以伊利斯为起点,管理权掌握在伊利斯人手中,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伊利斯城邦向周边地区展示其特殊地位的绝好机会,而这样的展示反过来也有利于城邦共同体认同意识的形成和强化。此外由于与奥林匹亚相距36公里远,伊利斯对奥林匹亚节管理权的争夺过程也许不足以被视为是城邦领土边界的确立过程,但即便如此,它至少也可算作是伊利斯城邦划定自身势力范围的过程。

从仪式人类学路径到社会心理学路径,再到城邦宗教范式,古希腊宗教研究的切入点和视角一直在发展变化,不同研究路径决定了研究导向和结果的差异。希腊宗教最初被视为孤立的对象,学者们常常将其置于希腊城邦社会的结构以外进行研究。随着古典学界对古希腊社会理解的日益深入,希腊宗教研究呈现出一种新趋势,即宗教被视为希腊城邦社会不可或缺的内在组成部分,必须将其研究纳入希腊社会整体研究之中,由此才可能更准确地理解古希腊人的宗教活动,进而全面认识古代希腊城邦社会。

1995年,英国古典学者休·布伦德尔出版了《古希腊的妇女》一书,她依据丰富翔实的文学、艺术和法律资料,描述了希腊古风和古典时期女性的生活;并根据古希腊戏剧、哲学和雕刻的资料,分析了古典时代希腊人的妇女观。社会性别是作者建构古希腊妇女史的重要视角和分析范畴,她在该书的前言中指出:男性的妇女观是值得研究的,通过考察男性为女性建构的角色以及形成这些观念的社会性别差异制度,我们可以了解一个男权社会的文化动力。[19]

因而,即使是诸如奥林匹亚节这样的泛希腊宗教节日,其管理权也是掌握在某一城邦手中的,而且其管理权的确立过程和运作方式与希腊城邦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密切相关。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社会性别的理论与视角使得古典史家能够更加深刻地分析西方古代男权社会的本质,了解形成古希腊罗马世界两性关系和性别制度的社会文化根源。在后现代主义等当代理论思潮的影响下,约从20世纪90年代中叶开始,一些西方妇女史学家注意到不同妇女群体之间历史经验的差别和妇女主体身份的多元性。例如,1996年,斯科特在她主编的《女性主义与历史》的序中,强调了研究“差别”的重要性以及社会性别与阶级、种族、政治、宗教等差异的交叉互动关系,并指出对妇女史的研究不应仅限于社会性别上。[20]与此同时,不少西方妇女史家还对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两元对立思维模式提出了挑战,认为男女两性之间在生物学上的差别也会随着社会实践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因此,许多西方古典妇女和性别史学者在继续运用社会性别理论来研究古希腊罗马妇女状况的同时,也注意到男女两性两元对立思维模式的缺陷,开始强调古代性别体系的多样性和流动性,并对女性不同群体之间以及性别观念与性别实践之间的差异给予更多的关注。

二、希腊城邦对奥林匹亚节的参与

古希腊罗马人的家庭和社会地位不仅取决于性别,而且取决于其阶级和种族等因素,女性的状况是由性别、阶级等多重主体身份决定的。2007年,美国古典学者伊芙·德安布拉出版了《罗马妇女》一书,作者从性别、身份、婚姻、家庭、职业和公共生活等不同方面考察了古代罗马不同阶层妇女的状况。在该书中,作者明确指出决定古罗马妇女生活状况的最关键因素是其社会身份。在古罗马社会,身份通过根据人们的出生与财富划分的阶级制度而形成。精英阶层的女性和其丈夫一起在重要的国事场合露面,为丈夫的政治活动出谋划策;并参与宗教祭祀活动,或担任女祭司,或成为城镇的捐助者和需要帮助的公民的庇护人。她们的功绩获得尊崇,其大理石雕像被竖立起来,雕像的底座上铭刻着她们的荣誉与头衔。[21]可见,古罗马的上层女性之所以地位较高,主要还是由于她们所属家庭的阶级地位,在以社会性别视角分析女性状况时,不能忽略阶级等其他分析范畴。

从本质上讲,奥林匹亚节是希腊人祭祀宙斯神的宗教节日。在希腊的宗教崇拜体系中,神、信仰以及表达信仰的仪式几乎涵盖了其宗教的全部内容。在希腊宗教中没有起基础性作用的统一的圣书和教义,宗教仪式是希腊人表达宗教情感的最重要的方式,甚至可以说,希腊宗教在一定程度上是仪式性宗教。在这些宗教仪式中,仪式的参与者构成了最基本的群体单元,他们所在的社会结构塑造出仪式举办的社会背景。因此有学者提出,“在城邦成为希腊世界最突出的政治组织形式之后,希腊的宗教信仰和仪式也被赋予了相应的结构框架。”[22]作为一个泛希腊宗教节日,奥林匹亚节的参与者是所有希腊人。然而,在城邦结构下,这些希腊人的身份又被细分为代表某一城邦的公民,参与者在奥林匹亚的活动代表了某个城邦在奥利匹亚的活动,城邦社会的结构和特点由此反映在节日中。

古希腊罗马妇女并不是一个无差别的整体,她们彼此问的地位有很大的差异。2007年,美国古典学者琼·布雷顿·康奈利出版了《女祭司肖像:古希腊的妇女和仪式》一书。[22]该书利用丰富的文献、铭文和考古资料,考察了古希腊担任宗教职务的女祭司的状况。作者强调古希腊妇女生活经验的差异、个性和复杂性,认为该书所研究的古希腊女祭司群体是一些享有特权的人,她们的地位与社会中下层女性有很大差别。古希腊女祭司能够运用社会和文化的资源,在希腊城邦的宗教生活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并享有很高的荣誉。

让我们回到公元前420年的事件,斯巴达城邦因与伊利斯交恶而遭受惩罚,所有斯巴达公民都被禁止参加祭祀仪式和体育竞赛。就在这届节日上,一个名叫里卡斯的斯巴达人为追求荣誉,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冒充忒拜人参加了马车比赛,并取得胜利。结果这一骗局被戳穿,里卡斯受到惩罚,遭裁判鞭笞。[23]由此可见,在总的城邦政治结构之下,节日的参与者都以城邦为组织单位,代表各自城邦参加节日中的仪式活动。在比赛胜利者名单上,每个运动员的名字之后都标记着其所属的城邦。古代作家在提及某位运动员时,也都会交待他是哪一城邦的公民。这不仅适用于奥林匹亚节,其他泛希腊或跨城邦的节日皆如此。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哈利卡纳苏斯(Halicarnassus)曾属于一个宗教联盟,在这个联盟为特里奥皮翁的阿波罗(Triopian Apollo)举办的一个节日上,哈利卡纳苏斯的一名公民在取胜后违反比赛规定,没有把他得到的奖品青铜三足鼎奉献给神,而是带回了家,结果整个哈利卡纳苏斯城邦都因此被赶出宗教联盟。[24]斯巴达公民因其城邦获罪而被禁止参加公元前420年的奥林匹亚节,而哈利卡纳苏斯城邦则因其公民的错误而遭受惩罚,二者从两个不同的方向证明了宗教仪式与城邦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

古希腊罗马妇女的身份地位并不总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流动的。2011年,艾莉森·格莱兹布鲁克和马德琳·亨利在她们主编的论文集《公元前800年至公元200年古代地中海地区的希腊娼妓》的序言中指出:古希腊妓女的身份是流动的,而不是固定不变的。一个妓女可以从被奴役的奴隶妓女变为某个男人的妾,或者变成一个自由的代理人,甚至会成为富有的高等妓女。普通妓女和高等妓女这两个词在古希腊社会生活中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有时也是可以互换的。[23]

自城邦兴起之后,城邦相互间的竞争乃至战争一直是希腊社会的重要特征。在这一特征的推动下,希腊城邦以多种途径参与到奥林匹亚节中,因为这个节日为各城邦提供了向其他城邦展现自身实力的舞台。

西方古典学者对于以往的妇女史研究中把性别关系和性别分工绝对化的某些做法进行了反思。一些西方古典妇女和性别的研究者对简单地划分男女两性生活空间的做法提出了质疑。苏珊娜.斯宾塞·伍德认为,把西方古典世界绝对地划分为男性的公共领域和女性的私人领域的做法,既忽视女性在公共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会忽视男性在家庭生活中的贡献。[24]1999年,美国古典学者玛丽莲·戈德堡在其文章中也批评了文化上社会性别两元对立的划分方法,认为这种方法忽略了妇女的阶级、年龄和宗教信仰等因素。作者以考古学提供的证据说明,在区分性别使用和功能方面,古代希腊家庭空间的具有多样性和易变性。她指出,在一天的大多数时间里,男人可能都会离家外出务农或者从事政治活动,把房子留给女人们做活,女人们也会和男人一样地使用庭院空间。她认为,考古发掘表明,古代雅典住房没有明显地带有为男性会饮专用房间的特征。[25]

城邦参与奥林匹亚节的途径之一是用重奖胜利者的方式鼓励其公民参加竞技比赛。节日主办方给予比赛胜利者的只有精神层面的奖励,如来自阿尔提斯圣地的橄榄枝花冠,在圣地供奉一座胜利雕像,等等。然而,获胜运动员在回归故乡时,迎接他们的不仅有盛大的凯旋仪式,还有慷慨的物质奖励。根据普鲁塔克《名人传记·梭伦传》的记载,梭伦在法律中明确规定,雅典城邦要给予在泛希腊节日的竞技比赛中获胜的公民一定数量的奖励:地峡节的胜利者可得到100德拉克马,而奥林匹亚的胜利者奖金更高达500德拉克马。[25]事实上,梭伦时代的雅典尚未出现货币,普鲁塔克的这段记载肯定是犯了时代背景误置的错误。但这段史料至少说明,根据普鲁塔克的见闻,城邦给予节日胜利者的奖金是很丰厚的。除此之外,胜利者获得的奖励还包括在城邦议事厅免费公餐[26]等特权。比赛的胜利还会给运动员带来巨大的荣誉和声望,一些运动员的事迹甚至逐渐演变成不可思议的传奇故事。[27]比赛的胜利被有心人利用,成为他们未来仕途发展的重要资本。[28]上述这些都表现出希腊城邦对奥林匹亚节竞技比赛胜利的重视程度。这种重视与希腊城邦社会的竞争性特征密切相关:竞技比赛的胜利不仅是个人层面的荣耀,更关乎城邦的荣誉。雅典贵族阿尔基比阿德斯(Alcibiades)曾在雅典人面前炫耀道:“希腊人曾认为我们的城邦已被战争拖垮,但当看到我在奥林匹亚的壮举之后,他们把我们城邦的力量估计得较实际更为强大。我派了七辆马车参加比赛,过去从没有人曾派这样多的马车参赛,而且还取得了冠军以及第二名和第四名的好成绩;同时我还预备下各种排场,使之能与我的胜利相配。”[29]此处阿尔基比阿德斯吹嘘了自己在奥林匹亚的表现,其中不乏夸大成分,但其个人胜利与城邦荣誉直接相关的说法,则如实反映出奥利匹亚节与希腊城邦社会的竞争性特点的密切关联。

从研究的范围来看,西方古典妇女和性别史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宽,内容不断丰富。近年来,除了通史性的妇女史著作外,古典学界还出版了不少有关妇女与政治、妇女与法律、妇女与文学、妇女与生育、妇女与宗教等专题性的著作。

城邦参与的另一个途径是积极地在圣地内建造宝库(thesauroi)。除实用功能之外,这些宝库也满足了城邦在自身展示方面的诉求。在泛希腊圣地,如奥林匹亚和德尔斐,城邦会组织建造宝库,以储存自己城邦或公民献给神的供奉品以及仪式活动上要用到的装饰物。在奥林匹亚阿尔提斯圣地的东北角排列着12座宝库。这些宝库的修建时间从公元前6世纪直到5世纪上半期。目前有10座宝库已断定出所属的城邦,其中大部分是殖民城邦,特别是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的殖民城邦,希腊本土城邦只有两个。相比于另一个重要的泛希腊圣地德尔斐来说,奥林匹亚的宝库在数量、建筑规模等方面都要逊色。但它们也承载着各自城邦所要展现的内容:有的是为了纪念战争的胜利,有的为了表现母邦与殖民城邦之间关系的紧密,有的则纯粹为了展示城邦的实力与财富。[30]在观察奥林匹亚宝库的分布时,我们会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十几座宝库都挤在阿尔提斯圣地东北角的一块狭小区域内,有的城邦(如西夕温[Sicyon])甚至不惜耗时耗力将该区域内的洼地填平来建设宝库,也不愿另觅他处。究其原因,还是宝库所承担的展示炫耀城邦实力的功能使其如此。这片区域是从圣地到体育场的必经之路,其前面的一块平坦空地在早期又是观众们聚集在一起观赏献祭、巡游以及体育比赛的地点,因而最适合城邦进行自我展示。[31]更有趣的是,由于宝库建在山坡上,面朝圣地,观赏者能看到的只有建筑的正面,因而一些宝库的装潢就只限于建筑的正面。在公元前490年代,盖拉重修了奥林匹亚的宝库,焕然一新的建筑使相邻的麦加拉宝库相形见拙,于是麦加拉也紧随其后重修了自己的宝库。[32]正如苏尔维努—因伍德所说,“宝库是城邦宗教体系在这些圣地的符号象征”,“是城邦展示、夸耀成就和财富的外在表现形式”。[33]奥林匹亚的宝库反映出希腊城邦社会竞争性的特点。

1992年,加拿大古典学者理查德·鲍曼出版了《古罗马的妇女与政治》一书。该书阐述了罗马妇女在政治、权力机构和公共事务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试图说明罗马妇女虽然没有权利担任职务,也没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但她们在国家的公共事务领域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26]1989年,英国古典学者与人类学家罗杰·贾斯特出版了《雅典法律和生活中的妇女》一书。该书是一部从法律着手,研究雅典妇女史的力作。作者以扎实的史料为据,阐述了雅典妇女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的地位与状况。[27]美国古典学者朱迪丝·伊文思·格鲁布斯主编的《罗马帝国时期的女性与法律》一书,[28]是从法律角度研究罗马帝国时期女性状况的史料集,它涉及当时罗马女性的婚姻、离婚以及寡居等多方面的内容,为我们重构帝国时期罗马女性的日常生活图景提供了帮助。

除了以上两个途径,城邦的参与还体现于奥林匹亚的供奉品上。考古学家们在奥林匹亚遗址发现了大量宗教祭祀的供奉品。特别是公元前8世纪,供奉品的数量呈现急剧增长的趋势,但这一时期的供奉品主要以动物小雕像和青铜三足鼎为主,武器作为供奉品鲜有出现。[34]从公元前6世纪末5世纪初开始,头盔、胫甲、盾牌,乃至全套的披甲都在奥林匹亚出现,而且大多数上面都刻有铭文,明确指出它们是具体哪一城邦为纪念哪一场军事胜利而奉献的。从公元前500到450年期间,为纪念战争胜利而奉献的供奉品在数量上达到顶峰。[35]这些带有明确军事色彩的供奉品以更直接的方式表现出城邦之间竞争乃至战争的关系。

美国古典学者弗洛玛·蔡特林是研究古希腊女性与文学的专家,其论文集《扮演他者:古典希腊文学作品中的性别与社会》收录了她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撰写的有关古希腊妇女与文学的论文。作者依据荷马、赫西俄德、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和阿里斯托芬等古希腊作家的作品,以“性别与范例”、“性别与身体”、“性别与自我”和“性别与模仿”四个主题,对古希腊人的性别观念和男女两性的性别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指出了文学中和现实中女性角色的差别。[29]美国古典学者海伦妮&bull.福莉则着重从古希腊悲剧中的女性角色人手分析古希腊社会的两性关系,2001年,她出版了《希腊悲剧中的女性行为》一书。在该书中,她提出,古代希腊人为后来的西方文化留下的遗产之一是对男女两性的认识:即女性是自然的、非理性的、被动的,活动在家庭或私人领域中的;男性是文化的、理性的、主动的,活动在公共领域中的。希腊悲剧中的人物公开地表达着这些主张,强化了这些刻板的性别观念。[30]在她看来,尽管希腊悲剧中出现过与现实生活中完全相反的女性形象,这只是女性在虚拟世界中对男性的模仿,不会带来真正的社会变化。海伦妮&bull.福莉对于古希腊妇女与文学问题的探讨,有助于人们从文学描述的背后探讨古希腊人的性别观念以及这些观念与当时城邦社会发展的关系。

因此,在奥林匹亚这个对所有希腊人开放的宗教中心,通过积极地参与宗教祭祀和体育竞技活动,希腊城邦满足了自我展示的诉求,城邦社会的竞争性特征寻找到恰当的表达方式。

女性和生育问题也是近年来西方古典妇女史家关注的课题之一。1994年,美国古典学者南希·德曼德出版了专著《古代希腊的分娩、死亡与母亲》。作者依据大量的医学、文学、墓葬纪念物和碑文资料,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对古希腊生育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该书涉及女性的生命历程、分娩、流产、有关生育的宗教仪式、城邦对生育的态度、母亲与孩子,以及妇女疾病的治疗等问题,[31]对人们研究古希腊女性与生育、古代医学以及古希腊社会的性别关系具有较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城邦世界与奥林匹亚节的泛希腊性

宗教在古希腊罗马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通常被排除在公共政治生活之外的女性,往往被包括在家庭和国家的宗教生活之中,研究女性与宗教的关系有助于全面认识古典妇女的地位与状况。1992年,美国宗教史家罗斯·克雷默在《她对神恩的分享》一书中,根据丰富的原始资料,重构了古希腊罗马世界的异教、犹太教和早期基督教的女教徒的宗教生活,分析了她们在宗教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该书被看作是有关古希腊罗马女性文化的一部开创性著作,受到了广泛好评。[32]1996年,英国宗教史家德博拉·索耶撰写的《早期基督教时期的女性与宗教》一书出版。作者以后现代主义和社会性别理论的视角考察了罗马帝国时期妇女的不同宗教体验,探讨了她们在古典传统宗教、古代犹太教和早期基督教中所起的作用,对古典性别史的研究作出了贡献。[33]1998年,布伦德尔和威廉森主编的《古希腊的宗教与女性》一书问世,该书以大量生动的事例说明了女性在古希腊城邦的宗教生活和祭神仪式中的重要性。[34]古罗马维斯塔贞女(Vestal Virgins)是古罗马妇女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她们在古罗马人的宗教和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006年,丹麦古典学者罗宾·罗什·魏尔德方出版了专著《古罗马的维斯塔贞女》。[35]作者依据丰富的古典文献资料,在吸取当代学者对维斯塔贞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罗马共和国晚期到帝国早期维斯塔贞女的宗教和社会角色进行了深入探讨,比较系统地考察了维斯塔贞女的情况。[36]2008年,美国古典学者夏洛特·A.塔卡克斯出版的《维斯塔贞女、女预言家和主妇》一书,更加全面地阐述了古罗马妇女在宗教领域中的作用。[37]该书依据丰富的文献和铭文资料,说明女性通过担当维斯塔女祭司和其他女祭司等职责职务,以及参加仁慈女神节等旨在保证农业丰产的宗教节日与仪式,在古罗马人的宗教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奥林匹亚节最大的特点之一是其泛希腊性。与城邦范围内的宗教仪式不同,所有希腊人,不论是哪一个城邦的公民,都可以参加奥林匹亚节。只有非希腊人被排除于节日之外。[36]这样的特点很容易使奥林匹亚节被标注上展现希腊民族同一性、促进民族团结的标签。实际上,奥林匹亚节与希腊民族认同意识之间的确有密切关联。[37]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节日在希腊民族认同上的作用与其体现了希腊城邦间竞争关系的事实并不矛盾。古希腊民族是一个典型的“文化民族”,其同一性不依赖于政治上的统一。[38]奥林匹亚节从未成为推动希腊世界政治统一的因素,况且绝大多数希腊人也从未有过这样的诉求。其更多地是对希腊人身份认同意识的一种刺激,而且即使是这种刺激作用,也是伴随希腊历史的发展逐渐发生的。

古希腊罗马妇女在埋葬死者的宗教仪式中也十分活跃。近年来,西方古典学者利用考古学、图像学和文学等多方面的资料,对古希腊罗马人的丧葬仪式以及女性在这些仪式中扮演的角色及其意义进行了探讨。1998年,卡伦。斯蒂尔斯撰写的论文《性别与雅典的死亡仪式》阐述了男女两性在雅典死亡仪式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分析了女性参加哀悼活动的原因与社会意义。[38]2002年,马修·狄龙在其撰写的《希腊宗教中的女孩和妇女》一书中的第九章,也探讨了古希腊妇女和丧葬仪式的问题;对斯巴达、雅典、德尔菲、尤利斯等城邦和地区的女性哀悼活动,以及希腊陶瓶画上描绘的这些仪式的情景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并描述了男女两性在悼念活动中表达对死者感情方面的差异。但是,作者对于古希腊女性参加丧葬仪式的宗教意义和心理因素缺乏比较深入的分析。[39]

奥林匹亚节创立初始,其影响只局限在周边地区。从地域范围来看,这是一个跨城邦的宗教节日,但远未达到泛希腊的程度。根据尤西比乌斯记录的奥林匹亚节比赛胜利者名单,公元前720年之前,获胜的运动员都来自伯罗奔尼撒半岛,最初的十几届更完全来自伊利斯、美塞尼亚等与奥林匹亚毗邻的地区。公元前736年之前,名单中有7个美塞尼亚人,但在之后只有1个。而从公元前720到前576年,名单中的获胜运动员有一半多来自斯巴达(总共37人,斯巴达占了20人)。[39]胜利者名单的变化反映出伯罗奔尼撒地区局势的变化,斯巴达通过一步步的征服行动逐渐向西扩张,并开始寻求在奥林匹亚节上展现实力。由此可见,在这一节日兴起的早期,奥林匹亚主要是其周边地区开展宗教崇拜活动的一个地点。随着这里的宗教崇拜和节日影响力的逐渐扩大,慕名前来参加宗教活动的人的地域范围也逐渐扩展,直至整个希腊世界。因而,奥林匹亚节的泛希腊性并非其与生俱来的特征。

西方古典神话是古希腊罗马宗教不可或缺的内容,也是古典妇女史家研究古希腊罗马社会性别关系和女性状况的重要资料。在古希腊男权社会中,神话常被用来规避或者否认是由妇女来生育众人,把人类繁殖生育的生理事实改写成了其他奇异古怪的模式,从而重新定义父亲和母亲在形成亲属关系中的作用和其在决定公民地位中的作用。布伦德尔在《古希腊的妇女》一书的第一部分中,提到了雅典娜出生的故事,分析了她在《奥瑞斯提亚》戏剧中扮演的维护父权社会原则的角色,指出神话中雅典娜的降生保证了宙斯政治统治的稳定,并使家内的父权控制合法化。[40]法国古典学者尼戈·洛侯曾经因为撰写关注古代雅典葬礼演说对城邦政治作用的《建构雅典:古典城市的葬礼演说》一书而蜚声西方古典学界。1984年,洛侯以法语出版了《雅典娜的孩子们:雅典人关于公民权和性别区分的思想》一书,1993年该书的英译本出版。在这部书中,作者以社会性别的视角和丰富的神话资料,探讨了城邦背景下雅典人的公民想象和性别分工的理念。该书因其在概念和布局上非凡的独创性和关于雅典人政治思想与性别观念方面的深刻思考,引起了西方古典史家和妇女史家的关注,出版后很快就得到了学界的认可。蔡特林认为,该书摒弃将男女两性简单的一概而论或者将其始终对立起来的方法,指明了一条灵活而又细致深入地了解文化动力的道路。[41]此外,西方古典学家出版的妇女史研究著述还涉及妇女与家庭、妇女与财产、妇女与劳作、妇女与性道德等不同主题。

随着希腊在希波战争中的胜利,希腊人对自我和他者的界定日益明晰,民族优越感逐渐形成。奥林匹亚作为一个盛大的泛希腊节日的举办地,歌颂希腊人联合起来战胜蛮族的元素开始在那里出现,如马拉松和普拉提亚战役之后雅典人在奥林匹亚奉献的头盔[40],以及宙斯神庙山墙上以神话素材影射希腊人战胜蛮族的浮雕,等等,都反映出希腊人日渐清晰的民族认同意识。由于有来自希腊各地的庞大的观众群体,奥林匹亚节也成为一些社会活动家宣扬自己思想的最佳场所,这其中就包括配合时代精神而兴起的泛希腊主义思潮。如公元前5世纪末,修辞学家高尔吉亚就曾在奥林匹亚发表演说,号召希腊人团结一致。[41]高尔吉亚的门生、雅典演说家伊索格拉底(Isocrates)更是大力渲染奥林匹亚等泛希腊节日在这方面的作用,“我们伟大节日的缔造者应该得到赞扬。因为他们传给我们这样一个习俗,由此我们宣布休战,消除了行将发生的争吵。我们共同来到一个地方,在此我们通过共同的祈祷与共同的献祭活动,回忆起存在于我们之间的亲属关系。这使我们感到未来互相间要更加友善。于是我们旧时的友谊复苏了,新的联系建立了。”[42]

从研究的方法来看,西方古典妇女史研究日益显示出方法多样的特征,跨学科研究成为一种趋势,它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与方法的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也在进一步加强。西方古典妇女史家广泛搜集文学、哲学、法律、考古和艺术史等方面的资料,并运用社会学、心理学、修辞学、神话学、文化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古希腊罗马两性的关系和妇女的状况,大大加深了人们对西方古代社会与文化的理解。

然而,上述伊索格拉底的演讲显然是演说家为实现主观目的而夸大泛希腊节日作用的溢美之词,[43]实际情况远非如此。正如我们在上文已着重阐述过的,自希腊文明进入城邦时代以来,各城邦间的竞争乃至战争成为希腊世界的主旋律,这样的社会大背景在奥林匹亚节上同样有所体现。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载,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密提林人为应对雅典的封锁而去向斯巴达求援,此时适逢奥林匹亚节举办之际,斯巴达人建议密提林的使者在奥林匹亚发表演说,以便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其他国家也能听到他们的诉求。于是在节日活动结束后,密提林使者以宙斯神庙的乞援人的身份,控诉雅典人对他们的奴役,请求斯巴达同盟解放自己。[44]由此可见,奥林匹亚节的舞台上虽然有倡导泛希腊主义的声音发出,但反映城邦间纠葛的事件也同样存在。

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就对西方古典学和古希腊罗马妇女与性别史研究产生了影响。美国学者菲利普·索尔特的《赫拉的荣耀》首次出版的时间是1968年,并于1992年再版。作者运用弗洛伊德的理论,通过对赫拉克勒斯神话的探究,考察了存在于古希腊神话中的性别冲突的心理学渊源。索尔特认为,古典时代雅典男性所感受到的焦虑可追溯到母子关系:雅典人的母亲的活动范围局限在家中,她们羡慕男性的特权和权力,往往把她们的孩子作为发泄消极情感的对象。母亲们激励自己的男孩去获得成功,之后却去惩罚他们所获得的成就,这种矛盾的情绪导致了男性的过分自信但又缺乏安全感。他们对女性充满了既害怕又憎恶的感情,往往通过对社会地位无止境的追求来弥补自身的缺陷和不足。[42]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古典学者,尤其是妇女史家更加注意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研究古希腊罗马的女性和性别关系问题,或者从历史的角度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进行批判与反思,出版了更多相关的著作。1992年,英国学者里尔·坦娜希尔在《历史中的性》的修订版中,分析了被丈夫冷落的雅典公民妻子们对其儿子们的心理,认为她们可能通过某种方式把感情直接寄托在她们的儿子身上,有时过分宠爱儿子,有时又把儿子大骂一通,以便维持这种情景。结果,一代又一代男孩长大后都具有这种信念,即认为妇女是无法预测的,只要有可能,最好是避开她们。[43]

对于奥林匹亚节的泛希腊性与城邦框架之间的关系,苏尔维努—因伍德的一段话将其诠释得恰到好处,“希腊人将自身视为一个宗教群体中的成员,这是所谓希腊性(Greekness)的决定性特征之一。全希腊人都参加共同的仪式活动,非希腊人被排除在外。通过这些仪式活动,希腊人的认同感从文化上得以表达并进一步加深。在这些仪式活动中,奥林匹亚的竞赛活动是最为重要的。但是,每个人又都是通过城邦成员的身份才得以成为泛希腊群体中的成员。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成为某个城邦的公民就保证了这个人的希腊性。正如我们看到的,城邦对于希腊人参与泛希腊宗教仪式起到了中间桥梁的作用。”[45]

结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西方古典学,尤其是古典神话与妇女史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结构主义理论把各种文化视为一种系统,并认为可以按照其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加以分析,其方法特征是强调事物的整体性和共时性。《黑猎手:古代世界的思想和社会形式》一书是法国古典学者皮埃尔·维达尔—纳奎特的论文集,它收录了作者撰写的15篇论文,修改后于1981年以法语正式出版,五年后其英译本问世。作者运用列维·施特劳斯关于古希腊社会的观点,以结构主义方法探讨了“时间与空间”、“青年与战士”、“女性、奴隶与工匠”和“城市、想象与现实”等重要主题,受到了西方古典学界的关注和赞誉。在《传说、神话和乌托邦中的奴隶制和女性统治》一文中,作者通过分析斯巴达和雅典不同的神话与传说,说明了斯巴达女性和雅典女性地位的差异,阐述了古典时期妇女没有投票的政治权利以及依附于男性的状况,重构了以男性公民为中心的雅典民主政治和婚姻制度。[44]

因此,奥林匹亚节虽然具有泛希腊的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以它为代表形成了超越于城邦之上的宗教体系。事实上,每一个参与节日的希腊人都会感受到自己身份的双重性,他既是一个希腊人,同时又是属于某一个城邦的希腊人。正如斯科特所说,“如果奥林匹亚被简单地概括为最受关注的‘希腊的’或‘泛希腊的’圣地,那么我们很可能忽略了更加复杂的现实情况。”[46]

1982年,美国古典学者佩奇·杜波伊斯在其著作《肯陶洛斯和阿马宗人:女性和生命链条的史前史》一书中,运用结构主义人类学、符号分析等理论和方法,通过对神话、戏剧、雕塑、建筑和陶瓶画等丰富资料的运用,说明从公元前5至前4世纪古希腊人两极对立的差异性话语体系的形成过程,分析他们怎样看待自我与他者,怎样区分男性与女性、希腊人与蛮族、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差异,并如何形成了男尊女卑和希腊人优于蛮族人的思想。[45]

在公元前4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马其顿对希腊的征服,希腊城邦不得不承认马其顿的领导地位。城邦独立的丧失,使整个希腊世界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面貌。奥林匹亚仍然是一个有巨大影响力的宗教崇拜中心,赛会的举办并未中断,但希腊世界的变化也反映于其间。马其顿王腓力在登基之初就已表现出对奥林匹亚节的兴趣。他在公元前356年取得了赛马项目的胜利,之后又获得马车项目的胜利,而且他还把获胜马车的形象印制在马其顿的钱币上。[47]喀罗尼亚(Chaeroneia)战役之后,腓力在事实上征服了希腊。在控制了伊利斯之后,奥林匹亚也落入他的掌控之中。他开始在奥林匹亚修建一个环形神庙——腓力庙(Philippeion)。[48]这个神庙地处奥林匹亚入口旁边,位于人们前往阿尔提斯圣地的必经之路上。建筑以腓力王的名字命名,内部竖立着马其顿王室成员的雕像,反映出马其顿的王室要将自身融入希腊的万神殿——或至少也是英雄行列——的意图。腓力的继承人亚历山大并没在奥林匹亚留下显赫的建筑工程或供奉品,甚至有史料记载,他个人对亲自参加这个节日的竞技比赛毫无兴趣。[49]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对奥林匹亚节这个泛希腊场合的利用。有关战争和胜利的消息都在那里发布,并被记录在案。公元前324年,他派尼肯特尔赴奥林匹亚向众人宣布他的敕令,要求所有希腊城邦都召回放逐者,并且要希腊人承认他的神性。[50]到公元前4世纪末,出现在奥林匹亚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奉献给个人的荣誉雕像大量增加,这些人包括王室成员、哲学家、历史学家等等。波萨尼阿斯提到了35尊这样的雕像,其中有的人不止一尊。[51]奥林匹亚成为个人表现其政治和社会地位的舞台,这也符合当时个人凭借强力或魅力施行统治或施加影响力的时代潮流。由此可见,自马其顿征服希腊起,奥林匹亚也开启了适应地中海世界崭新政治格局的过程。在这个新格局中,希腊城邦式的政治组织形式失去了主导性地位。到罗马时期,奥林匹亚节虽一直存在,甚至在哈德良(Publius Aelius Traianius Hadrianus)统治时代似乎一度出现了复兴之势,直至公元394年被罗马皇帝作为异教信仰彻底废止。但过去曾支撑奥林匹亚节的城邦框架已经分崩离析,奥林匹亚节不再与某个城邦的势力发展或城邦相互间的竞争相关,因此这个节日呈现出与过去希腊城邦时代截然不同的气质特征。

瑞士古典学者克劳德·卡拉姆的《古希腊的少女歌队:她们的形态、宗教角色和社会作用》一书对古希腊少女的研究也运用了结构主义和人类学的方法。该书最初于1977年以法文发表,其英译本由作者做了多处修改后于1997年正式出版。作者阐述了古希腊歌队的构成、活动、仪式和作用,并通过对斯巴达古风时代诗人阿克曼的“少女之歌”的考证,考察了仪式性的歌队表演对古风时代希腊社会中少女的社会化所具有的重要意义。[46]该书对于古希腊社会文化史、妇女史和宗教史研究颇有参考价值,有评论者认为它是20世纪后期古典学界的杰作之一。[47]

综上所述,奥林匹亚节虽然是希腊各个城邦都可参加的宗教节日,但其运作仍遵循着城邦范围内的宗教仪式的运行模式。伊利斯城邦执掌着奥林匹亚节的管理权,并将对节日的管理纳入城邦事务之中,节日管理权的确立过程与伊利斯等周边城邦的兴起和发展历史关系密切。运动员参加奥林匹亚节的竞技比赛要以城邦为单位,希腊城邦也以多种方式参与这一宗教活动,城邦社会的竞争性特征在这一节日上有充分体现。此外,奥林匹亚节的泛希腊性质使其在希腊民族认同的建构和强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泛希腊性与城邦框架背景并不矛盾。城邦保证了希腊人的“希腊性”,而泛希腊特征必然要以这种“希腊性”为前提条件。因此,以奥林匹亚节为代表的泛希腊节日实际上是希腊城邦制度的内在组成部分,而非超然于城邦体系之外的宗教节日。

修辞学的方法也被运用到对古希腊罗马女性状况的研究中。美国古典学者马德琳·亨利在有关雅典政治家伯利克里的伴侣阿斯帕西亚的材料中,发现了修辞学对于文献资料产生影响的典型例子。1995年,她出版了《历史的囚徒:米利都的阿斯帕西亚和关于她的传记传统》一书,对修辞学对其形象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根据当时的资料,人们得知阿斯帕西亚是伯利克里的情妇、高级妓女和鸨母。喜剧诗人甚至断言在阿斯帕西亚的请求下,伯利克里发动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柏拉图的对话录《美涅克塞努篇》声称,她是城邦葬礼演说的创始人。据说,她还是苏格拉底的老师。然而,亨利令人信服地说明,这些材料展示给我们的并不是“真正的阿斯帕西亚”,而是男性作者眼中的一种文学类型人物。她指出,实际上,所有的关于阿斯帕西亚的可靠信息都来自于一篇公元前4世纪的葬礼铭文,这或许是她的旁系后裔为纪念她而建造的碑铭。在古代的材料中,应用于阿斯帕西亚身上的关键词就是恶言谩骂。[48]美国古典学者桑德拉·乔塞尔在其论文中分析了另外一个成为充满敌意的材料的牺牲品的古罗马女性——梅萨利纳(Messalina)。作者采用修辞学的方法揭示出她在塔西佗的描绘中作为“罗马帝国话语的一个符号”的角色,即她的腐败和堕落取代了皇帝在家庭内和帝国中的权力。[49]

(本文发表于《世界历史》2013年第6期。)

【作者:邢颖,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古典妇女史的兴起对西方古典学,尤其是古典史的研究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它改变了古希腊罗马妇女无史的状况,推动着古典史家重新撰写包括男女两性历史经验在内的新的古典世界史。例如,英国古典学者保罗·卡特里奇主编的《剑桥插图古希腊史》内容丰富,除了历史与人民、权力与国家、战争与和平、宗教与神话、富裕与贫穷、T作与休闲等主题外,该书第五章还专门探讨了妇女、儿童与男人等专题。[50]波默罗伊等人所著的《古希腊政治、社会和文化史》讲述了从青铜时代到希腊化时期希腊文明发展的进程,书中既有政治和军事史的内容,也有对农村生活、物质文化、宗教习俗、妇女与家庭生活等问题的探究,迈出了以男女两性的双重视角描述多层面的古希腊史的步伐。[51]

[1] “奥林匹亚节”传统上译为“奥林匹亚赛会”或“奥林匹亚运动会”,对应的英文表达方式是Olympian Games或Olympic Games,可见传统译法与英文一致。该词的古希腊文原型是τ? ?λ?μπια,本身是复数形式,以表示在奥林匹亚举办的祭祀宙斯神的宗教节日。在笔者看来,传统上从英文对译而来的“赛会”或“运动会”只强调了庆典中的一部分祭神活动,有以偏概全之嫌,故本文采用了“奥林匹亚节”的新译法。

古典妇女史研究大大拓宽了西方古典学与古典史研究的领域及内容,并为其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资料,还促使人们重新认识西方古代社会与文化,探究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文化根源。在西方古典妇女史研究的推动下,与之相关的领域,例如西方古典性别史、性史、家庭史,以及女性与身体、女性与医学、女性与服饰、女性与艺术、女性与会饮等方面的研究,都获得了进展。

[2]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ucydidis Historiae, Scriptorum Classicorum Bibliotheca Oxoniensis),牛津1900年版,5. 49记载了这一事件的详细过程。

近二三十年来,在古典妇女史和性史研究的推动下,西方古典学者开始注重与妇女、性别相关的身体史,尤其是女性身体的研究。1988年,美国古典学者佩奇·杜波伊斯出版了《播种身体:精神分析与女性的古代表述》一书引起了学界的重视。[52]作者从女性主义的视角,考察了古希腊人对女性身体诸如“田地”、“犁沟”、“石头”、“炉灶”和“写字板”等不同的比喻和表述,分析了这些表述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

[3] 克里斯蒂娜·苏尔维努—因伍德:《什么是城邦宗教?》;《再论城邦宗教》(Christiane Sourvinou-Inwood, “What is Polis Religion?”; “Further Aspects of Polis Religion”),理查德·巴克斯顿主编:《牛津希腊宗教文集》(Richard Buxton, ed., Oxford Readings in Greek Relgion),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7、38—55页。黄洋:《古代希腊的城邦与宗教——以雅典为个案的探讨》,《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第90—98页。

西方古代女性与医学的研究随着对古典妇女史、性史和身体史研究的发展而兴起。1994年,英国古典学者莱斯莉.安.迪安琼斯出版了《古典希腊科学中的女性身体》一书,对以往古典史家很少涉及的医学与女性身体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53]作者根据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和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细致地分析了他们关于女性身体的学说,说明对月经的研究和阐释在古典时代希腊女性心理学、病理学和人口再生产的理论中占有中心地位。2000年,英国古典学者丽贝卡·弗莱明在其著作《医学与罗马妇女的建构:从塞尔苏斯到盖伦的性别、本质和权威》中,从罗马医学的社会文化形成和盖伦著作中的妇女权力和知识等方面,论述了罗马帝国时代的妇女和医学问题。[54]

[4] 西蒙·高德希尔:《城市狄奥尼索斯节与城邦的意识形态》(Simon Goldhill, “The Great Dionysia and Civic Ideology”),《希腊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第107卷,1987年,第58—76页。同作者:《城邦意识形态与有关分歧的问题——再论埃斯库罗斯悲剧中的政治》(“Civic Ideology and the Problem of Difference: The Politics of Aeschylean Tragedy, Once again”),《希腊研究杂志》第120卷,2000年,第34—56页。W.R.康纳:《部落、节日与巡游——古风希腊时期的城邦仪式和政治操纵》(W. R. Connor, “Tribes, Festivals, and Processions: Civic Ceremonial and Political Manipulation in Archaic Greece”),理查德·巴克斯顿主编:《牛津希腊宗教文集》,第56—75页。

古典考古与艺术史资料对于在研究历史上大多处于沉默状态的群体,尤其是妇女的情况颇有帮助。近二三十年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古典学家大量运用视觉艺术的材料来研究妇女,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古希腊妇女和性别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来源。

[5] R.S.J.格兰德:《古风与古典时代雅典的宗教权利》(R.S.J. Garland, “Religious Authority in Archaic and Classical Athens”),《雅典不列颠学院年刊》(The Annual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第79卷,1984年,第75—78页。

2008年,尼古劳斯·卡尔萨斯和阿兰·夏皮罗主编的《拜神的女性:古代雅典的仪式与现实》一书出版。该书包括对由美国亚历山大·奥纳西斯公益基金会与希腊雅典考古博物馆合作举行的“拜神的女性”考古资料展览会上展品的图片与解释,还收录了多位古希腊宗教与女性研究方面一流专家撰写的论文,并介绍了相关的参考书目。该书分为“女神与女英雄”、“女性与仪式”和“女性与生命周期”三部分,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生动地说明了被排除在城邦政治生活之外的古代雅典妇女,在城邦宗教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55]受到了西方古典学界的关注与肯定。

[6] 宰德曼、潘特尔:《古代希腊城邦中的宗教》(Zaidman and Pantel, Religion in the Ancient Greek City),剑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7—48页。克里斯蒂娜·苏尔维努—因伍德:《再论城邦宗教》,第38页。

英国古典学者劳埃德·琼斯主编的论文集《古代希腊世界的女性服饰》,以大量古希腊的陶瓶画、雕塑和文学资料为依据,对古希腊社会文化背景下女性的服饰进行了阐述,揭示了其所体现的身份地位以及社会对女性的道德要求等方面的含义,重构了古希腊妇女的生活方式。[56]塞贝斯塔和邦凡特主编的论文集《罗马世界的服饰》,根据考古、艺术和文献等方面的丰富资料,对古罗马男女两性的服饰、首饰和发式等做了详细的阐述,并对其性别和地位上的象征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得到了学术界的充分肯定。[57]美国古典学者与艺术史家希拉·狄龙赫在《希腊世界的女性雕像》中,详细分析了古希腊女性雕像的服饰风格,阐述了服饰与社会身份之间的关系,讨论了社会大众对女性衣着和行为举止的期待。当时很多女性雕像所穿服饰不仅把颈部和双脚都遮盖了,有些甚至连手臂都藏在衣服里面,这种对身体的大面积包裹的装扮表现了一种谦逊、贞洁和庄重。[58]

[7] 此处摒弃了传统的“泛雅典娜节”的译法,而译为“泛雅典人节”,其原因如下:首先,Panathenaia中的pan-指“泛……的”、“全体……的”,这里是指全体雅典人的节日;其次,根据普鲁塔克:《名人传记·忒修斯传》(Plutarch’s Lives, vol. I),洛布古典丛书,哈佛大学出版社1914年版,24. 3,忒修斯在统一城邦后为其定名为雅典,并为全体阿提卡居民创办了Panathenaia。此处并没提到雅典娜女神,而是表明这个节日是全体雅典人的节日。波萨尼阿斯《希腊志》(Pausanias, Description of Greece),洛布古典丛书,哈佛大学出版社1926年版,8. 2. 1的记载更为明确,这个节日早先被称为“雅典娜节”,是供奉雅典娜的节日,但在忒修斯时代改为“泛雅典人节”,因为是统一在一个城邦之下的所有雅典人共同设立了这个节日。有关从“雅典娜节”到“泛雅典人节”的变化过程,参见J.L.希尔:《城邦与泛雅典人节:雅典娜女神节日的历史和发展》(Shear, J. L., Polis and Panathenaia: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Athena’s Festival),博士学位论文,宾夕法尼亚大学2001年,第61页。

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2003年,劳埃德·琼斯出版了《阿佛洛狄忒的龟:蒙面纱的古希腊妇女》一书。作者运用丰富翔实的语言文字和图像资料说明,蒙面纱这个看来是具有东方女性特征的习俗实际上是古希腊女性通常的做法,颠覆了人们对东西方女性服饰习俗的传统看法。[59]戴安娜·克莱纳和苏珊。马西森主编的《我,克劳迪娅:古罗马的妇女》一书,通过大量的视觉艺术资料,展现了古罗马妇女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中的多方面活动,说明她们对罗马社会和西方文明作出的贡献。[60]英国古典学者沙恩·刘易斯所著的《雅典妇女:图像指南》一书,则以丰富生动的古希腊陶瓶画资料,说明了古代雅典不同年龄和不同阶层女性的情况,考察了她们在家庭内外劳动的情况,并探讨了她们是否隐居以及男女两性的关系等问题。[61]

[8]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Aristotelis Atheniensium Respublica, Scriptorum Classicorum Bibliotheca Oxoniensis),牛津1920年版,54. 7—60. 1。

西方古典妇女史家在努力发现古希腊罗马妇女历史的同时,也影响了西方古典学界和高等院校的课程设置。西方古典妇女史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古典学领域学者的性别观念,促进了与之相关领域的学者之间的相互合作与支持。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古典学仍然是以男性为主导的。最初,一些男性古典学家对有关性别的议题比较排斥,或者不感兴趣,甚至到了1996年在举行美国考古协会会议时,会议拒绝了关于女性主义的古典考古学专题讨论会。然而,随着古典学各个领域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后现代主义理论影响的增强,学者们对于妇女和性别研究的兴趣越来越大。近年来,美国古典考古学界对性别问题的关注与后现代多元文化和反殖民主义观念密切相关,这种观念与视角是和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方法和后过程主义考古学联系在一起的。[62]在西方古典学界,不少男性学者也出版了有关古希腊罗马妇女状况的研究著作,或者注意在其著作中关注女性和性别关系。前文提到的女性与服饰研究的专家劳埃德·琼斯是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男性古典学家;以研究雅典法律和女性以及希腊社会见长的罗杰·贾斯特也是英国的一位著名男性学者。

[9] M.I.芬利、H.W.布莱克特:《奥林匹亚赛会:一千年的历史》(M. I. Finley, H.W. Pleket, The Olympic Games: the First Thousand Years),伦敦1976年版,第59页。

更加可喜的是,在西方古典妇女史研究的过程中,美、英、法、德等欧美国家涌现出一批颇有影响的学者,他们出版了大量具有开拓性的相关优秀学术著作和学位论文,并在高校开设了西方古典妇女史和性别史的课程。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西方古典妇女史家着手编撰有关古希腊罗马妇女状况的大学教材。1994年,伊莱恩·范瑟姆等5名美国古典学家合作出版了高校古典学教材《古典世界的女性》一书。该书的作者们在吸取当代西方古典妇女史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搜集了诗歌、陶瓶画、法律、医学、建筑、宗教艺术、演说和古钱币等最为重要的原始资料,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古希腊罗马妇女的状况,受到了古典学界的好评,被看作是有关西方古代妇女史的一本出色的教科书。该书的出版,意味着对西方古典时代妇女的研究从一种比较边缘性的地位逐渐演变到如今能够在西方高等院校古典学的研究和课程设置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无疑会吸引更多的学者和青年学生投入到这个领域的研究队伍中来。

[10] 波萨尼阿斯:《希腊志》,5. 9. 4。

总之,西方古典妇女史的研究自兴起以来,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入的发展过程,在研究的对象、途径、范围、方法和范畴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研究知名妇女到关注包括普通妇女在内的全体女性;从使女性在古典史学中显现出来,到把社会性别作为妇女史研究的基本范畴,进而超越社会性别,强调女性的多重主体身份,注重差异、多样性和流动性;与此同时,吸取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跨学科地进行研究成为西方古典妇女史研究的一种趋势。古典妇女史是西方妇女史的源头,也是人类历史的组成部分。作为在史学革新中兴起的新领域,西方古典妇女史学在理论与方法上的不断进取与自我更新,必将推动历史学进一步的变革与发展。

[11] 波萨尼阿斯:《希腊志》,6. 23. 1—7。

注释:

[12] 波萨尼阿斯:《希腊志》,6. 22. 2—5。斯特拉波:《地理》(Strabo, Geography),洛布古典丛书,哈佛大学出版社1917年版,8. 3. 30。

[1] 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郑克鲁译:《第二性》,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115—127页。

[13] 色诺芬:《希腊史》(Xenophon, Hellenica),洛布古典丛书,哈佛大学出版社1921年版,7. 4. 28—32。

[2] J.P.V.D.巴尔斯顿:《罗马女性:她们的历史和习俗》(J.P.V.D.Balsdon,Roman Women:Their History and Habits),巴诺书店1962年版。

[14] 波萨尼阿斯:《希腊志》,6. 22. 3。

[3] 萨拉·B.波梅罗依:《女神、妓女、妻子和奴隶》(Sarah B.Pomeroy,Goddesses,Whores,Wives and.Slaves:Women in Classical Antiquity),舍肯出版社1975年版。波梅罗依出版的有关古典妇女史的著作还有:萨拉·B.波梅罗依:《希腊化时期的埃及妇女:从亚历山大到克里奥帕特拉》(Sarah B.Pomeroy,Women in Hellenistic Egypt:From Alexander to Cleopatra),韦恩州立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萨拉·B.波梅罗依编:《妇女的历史与古代历史》(Sarah B.Pomeroy,ed.,Women’s History and Ancient History),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范瑟姆·伊莱恩、H.P.福莉、N.B.坎彭、S.B.波梅罗依和H.A.夏皮洛:《古典世界的女性》(Fantham Elaine,H.P.Foley,N.B.Kampen,S.B.Pomeroy and H.A.Shapiro,Women in the Classical World),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萨拉·B.波梅罗依:《斯巴达妇女》(Sarah B.Pomeroy,Sparta Women),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5] U.辛恩:《奥林匹亚:宗教崇拜、体育和古代节日》(Sinn, U., Olympia: Cult, Sport, and Ancient Festival),普林斯顿2000年版,第5页。

[4] 戴维·夏普斯:《古希腊妇女的经济权利》(David M.Schaps,Economic Rights if Women in Ancient Greece),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

[16] M.斯科特:《德尔斐和奥林匹亚——古风和古典时代泛希腊主义的空间政治》(Scott, M., Delphi and Olympia: The Spatial Politics of Panhellenism in the Archaic and Classical Periods),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0—151,154—155页。

[5] 海伦妮·福莉:《古代妇女的映像》(Helen Foley,Reflections of Women in Antiquity),劳特里奇出版公司1981年版。

[17] N.B.克劳瑟:《伊利斯和奥林匹亚——城邦、圣所与政治》(N. B. Crowther, “Elis and Olympia: City, Sanctuary and Politics”),大卫·菲利普、大卫·普理查德主编:《古希腊世界的体育运动和节日》(David Phillips and David Pritchard, eds., Sport and Festival in the Ancient Greek World),奥克维尔2003年版,第64页。R.梅格斯、D.路易斯主编:《公元前5世纪末以前希腊历史铭文选》(R. Meiggs, D. Lewis, eds., A Selection of Greek Historical Inscriptions to the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 B.C.),牛津大学出版社1969年版,第31—32页记载了伊利斯与赫莱阿的一份盟约。

[6] 伊娃·坎塔雷拉:《潘多拉的女儿们》(Eva Cantarella,Pandor’s Daughters),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7—179页。

[18] 例如在公元前420年,雅典、阿尔哥斯、曼提尼亚和伊利斯签订了一份百年盟约。其中一项条约规定,刻有盟约条款的石碑要分别置于雅典的卫城、阿尔哥斯的阿戈拉和阿波罗神庙以及曼提尼亚的宙斯神庙和阿戈拉。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5. 47. 11。(1876年,在雅典卫城南坡出土了刻有此条约内容的石碑,西蒙·霍恩布洛尔:《修昔底德评注》(Simon Hornblower, 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 III),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9—112页记载了相关的详细信息。)

[7] 玛丽·莱夫科维兹和莫林-范特主编:《希腊和罗马妇女的生活》(Mary R.Lefkowitz and Maureen B.Fant,eds.,Women’s Life in Greece and Rome),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9] 邢颖:《试论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的城邦关系与城邦贵族》,《世界历史》2010年第1期,第123—127页分析了这一事件。在该篇论文中,作者主要阐述了奥林匹亚节与希腊城邦两个具体方面的关系;而本文则进一步从希腊城邦框架的角度,分析了奥林匹亚节与整个城邦制度、城邦社会之间的关联,以期实现更加完整、深入的研究。

[8] 这里只是一个大略的勾勒,西方各国古典妇女史研究的状况有差异。20世纪80年代之前,西方古典学者已经出版了一些运用社会文化史或者心理学等领域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古希腊罗马妇女状况的论著。80年代之后,这类著作显著增多。

[20] 弗朗索瓦·德·波利尼亚克:《宗教崇拜、领土与希腊城邦的兴起》(Fran?ois de Polignac, Cults, Territo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Greek City-State),芝加哥和伦敦1995年版,第12页。

[9] 苏珊·迪克松:《罗马母亲》(Suzane Dixon,The Roman Mother),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1] 波利尼亚克:《宗教崇拜、领土与希腊城邦的兴起》,第22页。

[10] 苏珊·迪克松:《科尔奈利娅:格拉古兄弟的母亲》(Suzane Dixon,Cornelia: Mother 0f the Gracchi),劳特里奇出版公司2007年版。

[22] 宰德曼、潘特尔:《古代希腊城邦中的宗教》,第6页。

[11] 安东尼·巴雷特:《利维娅——罗马帝国第一夫人》(Anthony A.Barrett,Livia:First Lady of Imperial Rome),耶鲁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3]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5. 50. 4;波萨尼阿斯:《希腊志》,6. 2. 2。

[12] 纳塔莉·坎彭:《形象与地位:奥斯提亚的劳动妇女》(Natalie Kamper,Image and Status:Roman Working Women in Ostia),柏林1981年版。

[24] 希罗多德:《历史》(Herodoti Historiae, Scriptorum Classicorum Bibliotheca Oxoniensis),牛津1927年版,1. 144。苏尔维努—因伍德:《什么是城邦宗教?》,第17页。

[13] 沃尔特·斯奇德尔:《希腊罗马最沉默的女性:古代世界的乡村劳动与女性生活》(Walter Scheidel,“The Most Silent Women of Greece and Rome:Rural Labour and women's Life in the Ancient World”),《希腊和罗马》(Greece & Rome)第42卷,1995年,第202—217页和第43卷,1996年,第1一10页。

[25] 普鲁塔克:《名人传记·梭伦传》(Plutarch’s Lives, vol. I),洛布古典丛书,哈佛大学出版社1914年版,23. 3。

[14] 桑德拉·乔赛尔和希拉·默纳汗主编:《希腊罗马文化中的女性和奴隶》(Sandra R.Joshel and Sheila Murnaghan,eds.,Women and Slaves in Greco-Roman Culture),劳特里奇出版公司1998年版。

[26] 柏拉图:《申辩篇》(Plato, Apology),洛布古典丛书,哈佛大学出版社1914年版,36d。

[15] 德布拉· 哈梅尔:《审判尼伊拉:古希腊一个妓女不体面生活的真实故事》(Debra Hamel,Trying Neaira:The True Story of a Courtesan’s Scandalous Life in Ancient Greece),耶鲁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7] 如波萨尼阿斯:《希腊志》,6. 14. 5-8中记载的克罗同的米洛(Milo of Croton)。他是公元前6世纪的著名拳击手,曾获得6次奥林匹亚节竞技比赛的胜利,

[16] 克里斯托弗·A.法劳内和劳拉·K.麦克卢尔主编:《古代世界的妓女与交际花》(Christopher A.Faraone and Laura K.McClure,eds.,Prostitutes and Courtesans in the Ancient World),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8] 如希罗多德所载的有关米尔提亚德斯(Miltiades)和客蒙的故事,希罗多德:《历史》,6.103。

[17] 琼·W.斯科特:《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Joan W.Scott,“Gender: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 《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91卷,1986年,第1053—1075页;琼·W.斯科特:《性别:历史分析中一个有效范畴》,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革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51一175页。

[29]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6. 16. 2。

[18] 乔治·杜比和米歇尔·佩洛特主编:《西方妇女史》(Georges Duby and Michelle Perrot,eds.,A History of Women in the West)第 1卷,哈佛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0] 斯科特:《德尔斐和奥林匹亚——古风和古典时代泛希腊主义的空间政治》,第167页。

[19]休·布伦德尔:《古希腊的妇女》(Sue Blundell,Women in Ancient Greece),哈佛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31] E.N.加德纳:《奥林匹亚:历史与物质遗存》(E. N. Gardiner, Olympia: Its Hisory & Remains),牛津大学出版社1925年版,第178页。斯科特:《德尔斐和奥林匹亚——古风和古典时代泛希腊主义的空间政治》,第165页注释81。

[20] 琼·W.斯科特:《女性主义与历史》,王政、杜方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59—377页。

[32] 斯科特:《德尔斐和奥林匹亚——古风和古典时代泛希腊主义的空间政治》,第167页。

[21] 伊芙·德安布拉:《罗马妇女》(Eve D’Ambra,Roman Women),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一18页。

[33] 苏尔维努—因伍德:《什么是城邦宗教?》,第16页。

[22] 琼·布雷顿·康奈利:《女祭司肖像:古希腊的妇女和仪式》(Joan Breton Connelly,Portrait of a Priestess:Women and Ritual in Ancient Greece),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4] 罗宾·奥斯邦:《希腊的形成,公元前1200—479年》(Robin Osborne, Greece in the Making, 1200-479 B.C.),伦敦和纽约1996年版,第94页。C.摩根:《运动员与口谕——奥林匹亚和德尔斐在公元前8世纪的转变》(Morgan,C., Athletes and Oracl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Olympia and Delphi in the Eighth Century BC),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1页。

[23] 艾莉森·格莱兹布鲁克和马德琳·亨利主编:《公元前800年至公元200年古代地中海地区的希腊娼妓》(Allison Glazebrook and Madeleine Henry,eds.,Greek Prostitute in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800 BCE-200 CE),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供奉品的数量和质量在公元前8世纪大幅度提升。在分析其原因时,西方学者们不约而同地强调这是希腊社会结构性变化的结果:如奥斯邦、波利尼亚克都认为墓葬的随葬品减少而宗教圣地的供奉品增多是当时希腊社会平等化进程的表现。(奥斯邦:《希腊的形成,公元前1200—479年》,第84、88页;波利尼亚克:《宗教崇拜、领土与希腊城邦的兴起》,第14页。)摩根则更明确地指出这些贵重的供奉品是城邦兴起时期希腊贵族们为提升身份地位而做出的投入,将圣地这一时期的变化与希腊城邦的兴起建立关联。(摩根:《运动员与口谕——奥林匹亚和德尔菲在公元前8世纪的转变》,第234页。)而这些分析实际上都是对斯诺德格拉斯(Snodgrass)等学者建构的“结构性革命”之城邦兴起学说的证实与补充。对于这一学说,最近几年已有中国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从根本上质疑目前早期希腊历史研究的主导性框架,认为这样的学说割裂了历史本身的延续性,是西方主流价值观潜移默化地影响的结果。(黄洋:《迈锡尼文明、“黑暗时代”与希腊城邦的兴起》,《世界历史》2010年第3期,第32—41页;黄洋、晏绍祥:《希腊史研究入门》,第164—170页。)简单地用城邦兴起的需要来解读奥林匹亚等宗教圣地的兴起,这样的观点也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质疑。乔纳森·霍尔(Jonathan Hall)指出,许多宗教圣所的兴起并不是从公元前8世纪才开始的,许多地点早在黑暗时代就已出现影响广泛的宗教仪式活动。(乔纳森·霍尔:《古风时代希腊史》(Jonathan M. Hall, A History of the Archaic Greek World, ca. 1200-479 BCE),布莱克威尔出版社2007年版,第85页。)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er)也认为,宗教圣所兴起的背景不能仅仅解释为政治上的发展变化,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同样值得考虑,罗伯特·帕克:《雅典宗教:一项历史的考察》(Robert Parker, Athenian Religion: A History),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

[24] 苏珊娜·M.斯宾塞一伍德:《古典考古学中的女性主义性别研究》(Suzanne M.Spencer-Wood,“Feminist Gender Research in Classical Archaeology”),萨拉·米利奇·尼尔森主编:《古代女性:性别研究与考古学研究的理论方法》(Sarah Milledge Nelson,ed.,Women in Antiquity:Theoretical Approaches of Gender and Archaeology),阿尔塔米拉出版社2007年版,第272页。

[35] 斯科特:《德尔斐和奥林匹亚——古风和古典时代泛希腊主义的空间政治》,第169、191页。

[25] 苏珊娜·M.斯宾塞一伍德:《古典考古学中的女性主义性别研究》,萨拉·米利奇·尼尔森主编:《古代女性:性别研究与考古学研究的理论方法》,第284页。

[36] 参加者的身份受到严格限制,其父母双方必须都是希腊的自由公民。据希罗多德记载,公元前490年,马其顿国王为了参加奥林匹亚节上的比赛也必须证明自己是阿尔哥斯英雄的后裔,以此拥有希腊人的身份。希罗多德:《历史》,5. 22;8. 137-139。

[26] 理查德·鲍曼:《古罗马的妇女与政治》(Richard A.Bauman,Women and Politics in Ancient Rome),劳特里奇出版公司1992年版。

[37] 邢颖:《奥利匹克赛会与古希腊的民族认同意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学术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8—103页。

[27] 罗杰·贾斯特:《雅典法律和生活中的妇女》(Roger Just,Women in Athenian Law and Life),劳特里奇出版公司1989年版。

[38] 徐晓旭:《罗马统治时期希腊人的民族认同》,《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151页。

[28] 朱迪丝·伊文思·格鲁布斯主编:《罗马帝国时期的女性与法律》(Judith Evans Grubbs,ed.,Women and the Law in Roman Empire),劳特里奇出版公司2002年版。

[39] 大卫·梅兹:《希腊和罗马的体育运动: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3世纪运动员和体育事件辞典》(David Matz, Greek and Roman Sport: A Dictionary of Athletes and Events from the Eighth Century B.C. to the Third Century A.D.), 杰斐逊、北卡罗来纳和伦敦1991年版,第121-122页。奥斯温·默里:《早期希腊》,晏绍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5页。最近也有学者质疑奥林匹亚节创立的时间,有的学者甚至把这一时间推迟到公元前6世纪初。如果按照这一观点,那么古代文献所记录的奥林匹亚节初期的胜利者名单就很可能是后人臆造的。但目前上述观点在学界并没有被完全接受。参见斯蒂芬·霍金森:《一种竞赛文化?——古风和古典时代斯巴达社会的体育竞赛》(Stephen Hodkinson, “An agonistic culture? Athletic competition in archaic and classical Spartan Society”),斯蒂芬·霍金森、安通·鲍威尔主编:《斯巴达:新视角》(Stephen Hodkinson, Anton Powell, eds., Sparta: New Perspective),伦敦1999年版,第161页。

[29]弗洛玛·I.蔡特林:《扮演他者:古典希腊文学作品中的性别与社会》(Froma I.Zeitlin,Playing the Other:Gender and Society in Classical Greek Literature),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0] 斯科特:《德尔菲和奥林匹亚——古风和古典时代泛希腊主义的空间政治》,第170页。

[30] 海伦妮· P.福莉:《希腊悲剧中的女性行为》(Helene P.Foley,Female Acts in Greek Tragedy),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3页。

[41] 斯科特:《德尔斐和奥林匹亚——古风和古典时代泛希腊主义的空间政治》,第203页。

[31] 南希·德曼德:《古代希腊的分娩、死亡与母亲》(Nancy Demand,Birth,Death,and Motherhood in Classical Greece),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42] 伊索格拉底:《庆会词》(Isocrates, Panygiricus),洛布古典丛书,哈佛大学出版社1928年版,43。

[32] 罗斯·克雷默:《她对神恩的分享》(Ross Shepard Kraemer,Her Share of the Blessings),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43] 伊索格拉底写作《庆会词》的目的是希望斯巴达和雅典结束敌意,共同领导希腊人对付波斯。

[33] 德博拉·F.索耶:《早期基督教时期的女性与宗教》(Deborah F.Sawyer,Women and Religion in the First Christian Centuries),劳特里奇出版公司1996年版。

[44]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3. 8—14。

[34]休·布伦德尔和M.威廉森主编:《古希腊的宗教与女性》(Sue Blundell and M.Williamson.eds.The Sacred and the Feminine in Ancient Greece),劳特里奇出版公司1998年版。

[45] 苏尔维努—因伍德:《什么是城邦宗教?》,第17—18页。

[35] 罗宾·罗什· 魏尔德方:《古罗马的维斯塔贞女》(Robin Lorsch Wildfang,Rome’s Vestal Virgins:A Study of Rome’s Vestal Priestesse in the Late Republic and Early Empire),劳特里奇出版公司2006年版。

[46] 斯科特:《德尔斐和奥林匹亚——古风和古典时代泛希腊主义的空间政治》,第217页。

[36] 关于古罗马维斯塔贞女的情况,可参考裔昭印、冯芳:《论古罗马维斯塔贞女的性别角色和社会地位》,《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47] 普鲁塔克:《名人传记·亚历山大传》(Plutarch’s Lives, vol VII),洛布古典丛书,哈佛大学出版社1919年版,4。加德纳:《奥林匹亚:历史与物质遗存》,第129页。

[37] 夏洛特·A.塔卡克斯:《维斯塔贞女、女预言家和主妇》(Sarolta A.Takfács,Vestal Virgins.Sibyls,and Matrons:Women in Roman Religion),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8] 根据加德纳:《奥林匹亚:历史与物质遗存》,第135页中的叙述,虽然有学者认为这个神庙是腓力死后亚历山大开始修建的。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它的修建开始于腓力统治时期,完成于亚历山大时期。

[38] 卡伦·斯蒂尔斯:《性别与雅典的死亡仪式》(KarerI Stears,“Deadcl Becomes Her:Gender and Athenian Deattl Ritual”),布伦德尔和威廉森主编:《古希腊的宗教与女性》,第113—127页。

[49] 普鲁塔克:《名人传记·亚历山大传》,4记载,曾有同伴问亚历山大是否愿意参加奥林匹亚节的跑步比赛,结果亚历山大回答说如果有其他君王和他同场竞技,他还愿意去试一下。如果是和那些运动员一起比试,他没有兴趣。

[39] 马修·狄龙:《希腊宗教中的女孩和妇女》(Matthew Dillon,Girls and Women in Greek Religionr),劳特里奇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268一292页。

[50] 加德纳:《奥林匹亚:历史与物质遗存》,第130页。

[40] 休·布伦德尔:《古希腊的妇女》,第26—29页。

[51] 波萨尼阿斯:《希腊志》,6. 2。斯科特:《德尔斐和奥林匹亚——古风和古典时代泛希腊主义的空间政治》,第213—214页。

[41] 尼戈·洛侯:《雅典娜的孩子们:雅典人关于公民权和性别区分的思想》(Nicole Loraux,The Children of Athena:Athenian Ideas About Citizenship and the Division between the Sexes),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序言第11页。

[42] 菲利普·索尔特:《赫拉的荣耀》(Philip,Salter,The Glory of Hera,),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劳拉·麦克卢尔:《古典世界中的性与性别》(Laura K McClure,Sexuality and Gender in the Clazsical World:Reading and Sources),布莱克威尔2002年版,第4页。

[43] 雷伊·坦娜希尔:《历史中的性》(Reay Tannahill,Sex in History),斯卡伯勒出版社1992年版,第97—98页。

[44] 皮埃尔·维达尔一纳奎特:《黑猎手:古代世界的思想和社会形式》(Pierre Vidal-Naquet,The Black Hunte:Forms of Thought and Forms of Society in the Ancient World),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05一223页。

[45] 佩奇·杜波伊斯:《肯陶洛斯和阿马宗人:女性和生命链条的史前史》(Page Dubois,Centaus and Amazons,Women and the Pre-History of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46] 克劳德· 卡拉姆:《古希腊的少女歌队:她们的形态、宗教角色和社会作用》(Claude Calame,Choruses of Ancient Women in Greece:Their Morphology,Religious Roles and Social Functions),罗曼和雷特菲尔德出版社1997年版。

[47] http://bmcr.brynmawr.edu/1997/97.9.27.html.

[48] 马德琳·M.亨利:《历史的囚徒:米利都的阿斯帕西亚和关于她的传记传统》(Madeleine M.Henry,Prisoner of History:Aspasia of Miletus and Her Biographical Tradition),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南希·德曼德:《性别研究与历史》(Nancy Demand,“Gender Studies and History”),斯坦利·博斯坦等:《当代问题与古代历史的研究》(Stanley M.Burstein,et al,eds.,Current Issues and Study of Ancient History),里贾纳出版社2002年版,第38—39页。

[49] 桑德拉· 乔塞尔:《女性的欲望和帝国的话语:塔西佗的麦瑟琳娜》(Sandra Joshel,“Female Desire and the Discourse of Empire:Tacitus’s Messalina”),《迹象》第21卷,1995年,第50—82页。

[50] 保罗·卡特里奇主编,郭小凌等译:《剑桥插图古希腊史》,山东书画出版社2005年版。

[51] 萨拉·波默罗伊等著,傅洁莹等译:《古希腊政治、社会和文化史》,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

[52] 佩奇· 杜波伊斯:《播种身体:精神分析与女性的古代表述》(Page Dubois,Sowing the Body:Psychoanalysis and Ancient Representations of Women),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53] 莱斯莉·安·迪安琼斯:《古典希腊科学中的女性身体》(Lesley Ann Dean-Jones,Women's Bodies in Classical Greek Science),克拉伦登出版社1994年版。

[54] 丽贝卡·弗莱明:《医学与罗马妇女的建构:从塞尔苏斯到盖伦的性别、本质和权威》(Rebecca Flemming,Medicine and Making of Roman Women:Gender,Nature,and Authority from Celsus to Galen),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5] 尼古劳斯·卡尔萨斯和阿兰·夏皮罗主编:《拜神的女性:古代雅典的仪式与现实》(Nikolaos Kaltsas and Alan Shapiro,eds.,Worshiping Women:Ritual and Reality in Classical Athens),亚历山大·奥纳西斯公益基金会2008年版。

[56] 劳埃德·琼斯主编:《古代希腊世界的女性服饰》(Lloyd Liewellyn-Jones,ed.,Women’s Dress in the Ancient Greek World),达克沃斯出版社和威尔士古典出版社2002年版。

[57] J.L.塞贝斯塔和L.邦凡特主编:《罗马世界的服饰》(J.L.Sebesta and L.Bonfante,eds.,The World of Roman Costume),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8] 希拉· 狄龙赫:《希腊世界的女性雕像》(Sheila Dillonhe,Female Portrait.Statue in the Greek World),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59] 劳埃德·琼斯:《阿佛洛狄忒的龟:蒙面纱的古希腊妇女》(Lloyd Liewellyn-Jones,Aphrodites's Tortoise:The Veiled Women of Ancient Greece),威尔士古典出版社2003年版。

[60] 戴安娜·E.E.克莱纳和苏珊·B.马西森主编:《我,克劳迪娅:古罗马的妇女》(Diana E.E.Kleiner and Susan B.Matheson.eds.,I,Claudia:Women in Ancient Rome),耶鲁大学美术馆1996年版。

[61] 沙恩·刘易斯:《雅典妇女:图像指南》(Sian Lewis,The Athenian Women:An Iconographic Handbook),劳特里奇出版公司2002年版。

[62] 斯宾塞·伍德:《古典考古学中的女性主义性别研究》,萨拉·尼尔森主编:《古代女性:性别研究与考古学研究的理论方法》,第267页。

本文转载自《世界历史》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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